湖北日报记者王晶

　　1915年12月，骆文出生在江苏句容。这个在严冬降临的生命，以火热的赤子之心拥抱世界八十八载。

　　1933年，骆文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以革命的红色为自己的成人礼加冠。1938年骆文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学校的校长正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余上沅先生。

　　1941年骆文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从长江边来到了延河畔，并从这里展开他为中国革命文艺奉献的一生。同年10月骆文到延安鲁艺戏剧部任助教，他在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延座讲话》。

　　1945年12月骆文调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1946年骆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骆文任冀察热辽军区文艺工作总团副团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务长兼文学系主任，1949年1月任天津军管会第五宣传队负责人。1949年6月任华中、中南文工团团长，中南、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骆文又回到了长江边，1957年初任中国剧协武汉分会主席、《长江戏剧》杂志主编。1962年起先后任湖北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长江文艺》主编，《长江》文学丛刊主编，湖北省出版局副局长，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湖北省作协主席等职，直至1989年4月离休。骆文以满腔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断地发现、培养和选拔文学艺术新人。他思贤若渴，惟才是举，倾其毕业精力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或在思想上予以引导，或在技艺上予以帮助，或在生活上予以关照。他是湖北省几代作家艺术家有口皆碑的良师益友。

　　“让泪滴像蘸笔的墨水吧，我会写下今天的记忆的”。在激情澎湃的岁月里，骆文将革命豪情与无限诗意凝于笔端，洋洋洒洒间，以歌词、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小说等记取改天换地、日新月异的神州风物。骆文先后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有：革命歌词《纺棉花》、《歌唱井冈山》，诗集《一颗红心为革命》、《露水草》，散文集《对人的钟爱》、《菱花女》、《贝多芬只有一个》，歌剧剧本《牧歌》、《地牢》、《米》，话剧剧本《疯了的母亲》、《湖上曲》、《矿山的主人》，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等。歌曲《纺棉花》、《三套黄牛一套马》、《歌唱井冈山》等激励和鼓舞过几代革命青年，堪称经典之作。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与文字作伴一生的骆文，在年近八十岁的时候又开展一次艰辛的追寻。他在一张阔大的稿纸上画出了一幅波兰地图。接下来的数年间，他以耄耋之年写呀写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有时顺畅，有时艰难，但鸡鸣风雨，从未间断。终在86岁高龄之时，完成一部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一部出自中国作家之手的关于近代欧洲和波兰革命的宏伟史诗。

　　从延河畔到长江边，骆文以“心之歌，神之舞”为节律，以革命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记录着时代的步伐。

　　悼骆老诗人走了，还会回来

　　湖北日报记者刘庆林

　　在东湖的林阴道上，步入米寿之年的骆老走出了我们的视线。我宁愿相信老人是在散步之后，回到家里或小憩，或伏案作文，明天的同一个时候，他的身影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就在前几天，我还碰到骆老，他虽已年近九旬，但身板笔直，步履轻盈，浑身充溢着活力。我开玩笑说：“骆老，照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干到100多岁当不成问题。”骆老朗声笑道：“我从来不考虑年龄问题，但看我国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还是挺有信心的。”音犹在耳，斯人已逝，怎不令人唏嘘！

　　骆老是我们党内老一辈文艺家，以诗歌、散文名世。在我们这些晚辈面前，他却显得极为谦和。他与湖北日报文艺部有几十年交往，每有要事，如纪念《延座讲话》、国庆等重大节日，请骆老赐稿，他总是满口答应，而且很及时地将写好的文章亲自送来。有一天晚饭后，天已黑了，他居然将稿子送到了我的家里，这使我非常不安。我说：“骆老，您以后写的文章，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何烦您老跑路。”骆老不以为然地说：“编辑工作的节奏快，我是知道的，怎么能烦扰你们呢？我出来走走，顺便将稿子带来，岂不是一举两得。”说毕哈哈一笑。

　　2001年6月，骆老又来到报社，送来了他刚出版的长达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一次散步时，我和骆老不期而遇，谈到了他的长篇。骆老感慨万端地说：“这部书出得不容易啊！”我心里格登一下，非常奇怪：一个声名远播的老作家何以会发如此感慨？闲聊之中才明就里。原来骆老是在年近八旬才开始这本书的创作的。书稿1999年就完成了，可一直找不到出版单位。骆老的这部巨著反映的是波兰民族革命战争的故事，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能赚钱，拒绝付梓。后来找到南方的一家出版社，人家同意出版，但要骆老预付3万元，而且出的书要骆老自销。骆老苦笑说：“我一个拿工资的，到哪里去筹这3万元钱？再说，我都八十好几了，难道还用板车拖着书上街去推销？”最后，老人写信给一位省委领导，省里拨了点钱，这本书才得以面世。

　　我问骆老：“您是写诗歌散文的，没写过小说呀！怎么就突然冒出个长篇来了呢？”骆老说：“文学艺术是相通的。小说是一种拉长了、铺开了的散文，写散文的人来写小说，并不困难。”事后，我浏览了这部小说，方知骆老的确是在用写散文的笔法在写小说。例如，小说中着力描绘的英雄亚当·伊文斯基逃出西伯利亚回到波兰之后，报告了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战友的苦难遭遇，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的信念：“为了生我养我的波兰土地，为了她的独立自由”，“我，岂止献出我率性真情，还要迎向雪剑风刀，还要走向弹雨枪林，直到流尽我的鲜血”，“只要我们活着，波兰就不会亡。外国暴力夺走的一切，我们用战刀夺回！”这些掷地有声、充满激情的散文化的语言，在这部巨著中比比皆是。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难道是金钱所能度量的吗？

　　诗人走了，但我确信，他还会回来。因为他的精神时刻都在滋润着我们的骨血，和我们同在。

　　几回回 梦里回延安——骆文重走延安路追述

　　进入老年的骆老身体一向很好，十几年来，每次见到，他总是显得精神矍铄，神清气朗，没想到一场意外事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就这样遽尔离开人世，离开他勤奋耕耘了大半生的文坛。骆老是文坛德高望重的知名作家，也是湖北日报的益友，更是我们这些副刊编辑记者的良师。我从事副刊编辑工作10余年来，少不了约请他撰稿，向他请教，受惠之处一言难尽。

　　得到骆老去世的噩耗，他的音容一直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去年5月省文联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举行了“重走延安路，弘扬民族魂”大型采风活动，骆老是采风团的团长，我有幸随团采访，目睹了这个老延安文艺战士重回延安的情景，这里略作追述，以表达我对骆老的怀念之情。

　　骆老于1941年从重庆奔赴延安，直到抗战胜利进军东北离开，曾任延安鲁艺教员。那时他是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和追求的热血青年、文艺战士，在革命圣地，渡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5年青春时光。6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去年的延安之行，是他离开后首次回去，快到延安时，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也深深地感染了同行人员。在车上，骆老为我们讲述当年历尽艰辛赴延安途中的情景；当丽日蓝天下的延河和宝塔山映入我们眼帘时，骆老神情专注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寻觅脑海中留下的当年的足迹，感叹延安城市建设的变化，连连说：“变化很大，变化很大”。

　　5月11日，采风团成员穿梭于延河两岸，参观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著名革命旧址，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旧居，骆老几乎成了采风团的“讲解员”，每到一处，我们就请他追忆当年的情景，他讲述时兴致勃勃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23日毛泽东发表了《延座讲话》。在参观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时，大家围坐起来，骆老深情地回忆了毛主席在座谈会结束一个星期后到鲁艺讲话时的情景。骆老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会场的场景、毛主席的生动幽默和演讲时的言谈举止，讲起来如历历在目。我叹服他惊人的记忆力，更深深地感受到延安时期给骆老留下的终身难忘的回忆，他那延安路上的文艺老战士的形象也更加清晰的定格在我的脑中。参观过程中，我们争相与骆老在介绍《延座讲话》的纪念牌前留影。采风活动结束后，骆老为本报撰写了纪念《延座讲话》发表60周年的《历史性的召唤》一文。

　　这次采风活动历时一周，除在延安市区参观外，还有祭拜黄帝陵、观摩安塞民间剪纸、农民画、腰鼓等活动，每到一处骆老都是精神奕奕，兴趣盎然，我不时看到他拿着小本子不停地记着，为了解陕北民歌，他还虚心向导游请教，参观过程中不显丝毫的疲倦，他对生活的热情和勤勉的态度由此可见，我想这也是他一生笔耕不辍，在八十多岁高龄还能完成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创作的原因吧。

　　骆老，您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