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珠海买春中国民间力量与日本的较量(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11日11:24 海峡都市报

河北毒气弹处理现场(资料图片)　　9月16日至18日，广东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数百名日本嫖客的淫声浪笑飘向珠海上空并迅速弥漫开来，而此时，来自中国民间的愤怒则达到了高潮。

　　据报道，9月16日，288名日本游客从日本各地出发，开始了他们的“慰安旅行”。之后的连续三天，珠海就在这群日本嫖客的浪笑声中度过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日子——“9·18”国耻日。

　　对此，继9月28日外交部作出正面回应后，2003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指出，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如果你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了解中国民众对此的强烈反感和愤慨。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其公民加强教育，在海外能够增强守法意识，这样做也有利于维护日本自身的形象。

　　事实上，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上，有关日本人的恶行远不止这桩集体嫖娼事件。历史遗留的慰安妇索赔事件、钓鱼岛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冯锦华事件、历史教科书事件、毒气弹事件等等，无一不在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中，除中国官方的义正词严之外，一个始终穿插其间的“身影”——民间力量已然觉醒。

　　“万言书”开民间索赔之门

　　1991年4月2日晚上，这天刚好是全国人大第七届四次会议召开的第9天。

　　满头大汗的童增将一份“万言书”交给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希望该代表将“万言书”拿到全国人大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份“万言书”凝结了童增近1年的心血。童增说，针对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的问题，从1990年4月开始，他就开始为“万言书”做准备，看了不少国际法以及民间索赔方面的法律书籍。在“万言书”中，童增提出了一系列当时颇为“前卫”的观点，其核心内容即“必须把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区分开来”。

　　事实上，在童增之前，即1988年9月，民间就开始了对日索赔的漫漫长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工说，1988年9月，山东省张楼村村委会将一封加盖公章并附200多名村民签名的信，寄往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该信提出，虽然中国政府1972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中国人民的私人损失与国家间的战争赔偿完全是两回事。希望日本政府“爽快地”对侵华战争中造成的伤亡进行赔偿。然而，该信寄出后，却“泥牛入海”。此后，据称日本大使馆也曾收到数十封这样的来信，但全都杳无音信。

　　童增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说，将“万言书”交付全国人大代表，主要是想让高层听到民间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使童增感到意外的是，“万言书”交付给全国人大代表的当天，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几位人大代表正式向七届四次会议提出“建议案”，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认真考虑对日民间索赔的问题，但因提案截止日期已过，“建议案”未被列入此次人大会议的正式议案。

　　事隔一年，经过大量的准备和呼吁，“万言书”终有了结果。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9天后，在1992年3月20日召开的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和安徽代表王工领衔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最终被列入此次大会的正式议案。

　　至此，通过童增及其他爱国民间人士的努力，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拉开了序幕，民间力量也开始活跃起来。

　　早期民间力量举步维艰

　　一系列舆论预热之后，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活动在90年代中期渐渐展开。

　　“花岗劳工”幸存者向日索赔事件是民间通过诉讼索赔的第一起。1943年起，986名中国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岗镇为日本鹿岛公司挖矿，在极度饥饿、受尽虐待的情况下，不到一年就惨死近300人。1945年6月30日，劳工大队长耿谆率众奋起暴动，结果惨遭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有130多人被严刑拷打致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花岗惨案”。至1945年12月，在鹿岛公司奴役下的986名中国劳工，有418名死于非命。?　?1995年，“花岗劳工”幸存者耿谆等11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被告是日本企业鹿岛建设公司。5年后，双方在东京高等法院和解。鹿岛公司拿出5亿日元建立“基金”，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专家管建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表明积极的态度后，民间力量的人权保护意识和法制意识得到了提高，这起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事件，其实就是民间力量觉醒的产物，但“花岗和解”的赔偿只相当于“慰问金”，并不具备法律意义，在法律意义上该起索赔诉讼并未取得成功。

　　另一起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空爆案”的判决结果则更为令人费解。1943年11月4日，侵华日机在对浙江永安进行无差别的轰炸中，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高熊飞当时被炸断了右臂，半个世纪过去了，高熊飞于1995年8月7日以日本国家为被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

　　直到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才作出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但详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日方法院老调重弹，他们认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稍后的“刘连仁劳工诉讼案”多少有些起色。1996年3月25日，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充当苦役的中国人刘连仁以日本国家为被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2001年7月12日下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日本政府向曾经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充当苦役的中国人刘连仁赔偿2000万日元。这是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而判决之日刘连仁已经离开人世半年。但日本政府不服此判决，2001年7月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至今没有结果。

　　来自“9·18爱国网”上统计数据显示，时至今日，对日民间索赔案已达23起，包括劳工诉讼13起，慰安妇和性暴力受害者诉讼5起，细菌、化武受害者诉讼3起，“无差别轰炸”诉讼1起，名誉权侵权诉讼1起。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来说，这一数目还仅是冰山一角。

　　民间力量推倒马立诚？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和“还珠格格”的饰演者赵薇首先切身体会到这股民间情绪的力量。

　　2001年夏天，赵薇在美国曼哈顿为《时装》杂志拍摄春夏服装的宣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被指责服装图案酷似日本军旗，2001年12月，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不久，赵薇通过相关平面媒体发布了致歉公开信，继而在接受《娱乐现场》的电视采访时又再次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赵薇军旗装”事件后，“马立诚事件”再次引起民间的争议。去年十六大召开后不久，马立诚在2002年第6期《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篇《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马立诚的主要观点是：日本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纠缠不休；中国人对日本右翼势力看得过于严重；“赵薇事件”表明，中国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等。该文在网上贴出后，立刻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响和不满。

　　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认为，“赵薇军旗装事件”和“马立诚事件”扩大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民间情绪的高涨，民间力量在推动这些事件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间活动越发趋于理性

　　民间情绪的过度表达远不止这两起事件。有一个事例是，2002年7月，天涯论坛组织了一次“中国民间看日本”的调查，在“用一个词来形容日本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大多数网友使用了“变态”的字眼。但在今年，民间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权益的事件中开始渐入佳境，他们的活动不但显得越来越理性和务实，而且也注意到与政府的配合。

　　网上的一个事例是，2003年6月23日，由“9·18爱国网”、“爱国者同盟网”等网站组织的“中国民间首次出海保钓团”从浙江玉环出海，抗议日本政府“租用”钓鱼岛、实施“国家管辖”的非法行为。“9·18爱国网”负责人吴祖康表示，这件事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众多的网上抗议活动成了活生生的行动，而且在出海前有充分的计划和准备”。

　　对此，中国政府并没有出面阻止这次活动，在保钓船与后方失去联系后，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了海上救援。在整个出海保钓过程中，中国外交部也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关注”。

　　2003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国外记者“内地、台湾和香港的保钓人士坐船到钓鱼岛宣誓主权，请问发言人对此事有何看法”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曾多次在这里就钓鱼岛问题阐明中国的立场。我想重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方一向主张中日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这个立场没有任何变化。

　　事实上，民间力量出海保钓活动拉近了网络爱国人士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很多活动中，网络爱国人士也秉承“不给政府添乱”的原则。

　　著名学者朱学勤据此分析说：“民族要自强，还是应采取理性的方式，打铁还需自身硬，说到底，还是要修炼‘内功’，自己的实力强了，才能让别人尊重你。”

　　引导民间力量刻不容缓

　　事实上，随着中国民间力量的生长、壮大和发展，日本方面也开始重视中国民间的呼声。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8·4毒剂泄漏事件”发生以后，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准备以“慰问金”的形式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后来证实这只是《读卖新闻》自己的“推测”。管建强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政府有意试探中国民间的情绪。

　　上海社科院亚太问题专家王泠一向记者举了另一例子。他说：“上海社科院也经常接待一些日本的访问团体，他们到中国来，都很关心中国青年人和民间的一些想法，很在乎民间力量和未来力量对他们的认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注意民间力量。倪乐雄说：“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珠海‘买春事件’上，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强硬姿态充分考虑到了民间的情绪和呼声。”

　　针对民间力量在化武问题的对日诉讼，政府也正面向日本作出了回应。10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强调，希望日方正视并妥善处理二战期间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

　　王泠一认为，随着民间力量的觉醒和成长，现阶段民间与政府之间的配合已经使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如何让民间力量有一个合法的渠道，在如何引导民间力量上已经刻不容缓。

　　据《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