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德锋

　　日前，在呼兰县的双井乡小罗村，一块由光绪皇帝批准设立的石碑被人们发现。石碑一发现即在当地引发了争论，县志办断定是贞节碑，文管所方面则认为是功德碑——

　　9月24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呼兰县的萧红故居纪念馆，在副馆长王连喜的指引下，径自来到了馆内一个静谧的小院。那块经光绪皇帝批准设立的石碑，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坎坷之后，如今正静静地躺在这个一样古老的小院里。碑身侧面“双井小罗03、9、3”的毛笔字仿佛还墨迹未干——这是呼兰县文管所9月3日从该县双井乡小罗村收集到的文物。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碑头上的“万古流芳”四个瘦硬的大字，这四个阴字的中间，则是颇具颜体肥硕风格的两个阳字“奉旨”，碑头的四周则是精致的花纹。

　　碑文主体的字大约有一寸见方大小，碑中间的部位则似乎已经经历了“千锤万凿”般的破坏，一些字已经难以辨认了。急于破解此碑身世的记者，只看清了落款处的两行较大的字：“大清光绪拾年五月十八日马井氏率子依绵布敬立。”

　　此碑的碑文到底记载了什么？为什么会引起研究者的争论？它到底是贞节碑还是功德碑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它的发现过程以及当地人对它身世的不同看法。

　　皇帝批准建的碑 曾用来垫马槽子

　　在呼兰县委机关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白铭波。据白铭波介绍，8月22日，他随有关部门到该县农村为农民捐书，当来到双井镇小罗村小学时，同去的县文体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所小学操场上有一块石碑，挺有历史的。当时这块石碑正压在篮球架底座上，上面满是泥土。白铭波急忙找来学校的老师帮忙，用水刷去了石碑上的泥土，这才看清了石碑的真实面目。此时聚拢来的小罗村小学的老师和村民，纷纷向小白这一行人忆起了这块石碑的历史和碑文上的内容，小罗村小学的校长宛国军则主动担起了破解碑文内容的任务。“宛老师在操场上坐了大半天，终于将碑文上能认出的字，都认了出来。”白铭波一边说着，一边找出了宛老师工工整整地抄录的碑文。记者看到，碑文全文共计158个字，有16个字宛老师没能认出来，还有一个是存疑的字。

　　9月24日下午，记者驱车赶到了距呼兰县近二十公里的双井镇小罗村。小罗村有360多户村民，共1700多口人，小罗村和东面的大罗村一样都位于一个带状高地上，村民们回忆，因为这带状高地像个铜锣的边缘，过去这里还曾有一个罗姓的大地主，所以这两个相距不远的村庄，也就有了现在的名称。带状高地的南边则是一望无边的稻田，人们正在忙着收割。村民们说，再往南边走十多公里，就是松花江了。江边一线过去一直是驻军的地方，现在还留有“水师营”等地名和“点将台”等遗迹。

　　在小罗村小学校，记者见到了曾经抄写碑文的宛国军老师。戴着眼镜的宛老师平素不善言辞，但讲起刚刚从学校操场上被运走的石碑却如数家珍：“那块碑原来立在距村西面二三里的野地里，后面是一个不大的坟头，文革时破四旧，石碑被人推倒，然后又拉到了村子里，村里的第五小队曾用它来垫马槽子。后来生产队解体了，学校就将这块石碑弄来了，十多年来，它一直是和几块磨盘一起用来压篮球架子，直到9月3日，它才成了文物，被文管所来人拉走了。”

　　今年四十多岁的刘老师还忆起了当年推倒石碑的情景：“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而那石碑比我要高一大截，听说要去破四旧，那天晚上我们便跑去看，石碑旁还有一口老井，蚊子很多，村里的拖拉机先是将石碑从基座上拉倒在地上，然后又将它拖回村子，放到了马棚里”，刘老师还按村里老人的指点，领着记者找到了一个石碑的基座，但基座上安放石碑的方孔较大,与记者在县里看到的石碑似乎不符,刘老师说,村子附近原来有两个碑,这个基座也可能是属于另外一个墓碑的。

　　县志办：这是一块贞节碑

　　小罗村的老师和村民们，都认为这块石碑是贞节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在考中状元后为其母亲所立的”，但都说不清是谁家坟上的碑，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人来认领过这块石碑。

　　8月22日，白铭波送书下乡后回到呼兰县，立刻就将宛国军老师抄写的碑文送到了县志办副主编丁峰那里。

　　丁峰经过核对有关呼兰县的历史资料，当天就认定这块石碑应当是一块贞节碑，并称这是他在呼兰见过的第二块贞节碑，另一块碑曾经在县里某单位的院子里，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9月5日，呼兰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呼兰报》上，发表了白铭波的报道：《呼兰发现清光绪年间贞节碑》。报道认为，此碑的发现，填补了呼兰县的史料内容，对研究清代碑刻也有着重要价值。

　　9月24日中午时分，在呼兰县县志办，丁峰向记者解释了将此碑认定为贞节碑的原因。一是，碑文的开头便提出“盖闻舟若节，乃妇道之纲常也”，这句话为全文都定了调子，就是要谈女性守节问题。而且，接下来碑文就写了马井氏如何“上俸（奉）公婆，下抚孤子，卒无二志”的事，以为论点之佐证。二是，碑文中还明确写明“准赏旌表，并赐币银著为建坊”的事。这是清代表彰守节烈女的传统制度，一般妇女三十岁前夫死守节，过二十八年者，由地方官上报将军，再由将军上奏朝廷，由皇帝批准旌表。此碑文中所记马井氏二十六岁丧夫，五十三岁时被上报朝廷的事，正好与清代礼制相符。在曾任呼兰知府的黄维翰所著的《呼兰府志·卷九·人物略·烈女”》中，就有明确记载，“凡奏准旌表者，给建坊银三十两”。

　　这本《呼兰府志》中罗列了数十名这样的“烈女”，但记者没有找到此碑中马井氏的名字。丁峰则认为“历史应以实物为准，有碑当有其事，无其名当是府志遗漏之故”。

　　另据史料记载，呼兰城建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设城守尉一人为旗营首脑，以管理军队的方式，管理地方事务。当时呼兰旗营的军队骁勇善战，闻名四方，所谓“江省骑射闻天下，中原有事争相倚重”。呼兰旗营兵将因长于骑射而频频被征调四方，结果是“身膏原野”、死于战场者不计其数，旗营户口因之凋耗，家乡的“烈女”也就多了起来。1907年，黄维翰出任呼兰知府时，曾经动员儿童入学，但当地居民以为是上学之后就会被动员参军，所以多不肯前去上学。

　　另据丁峰介绍，碑文中富克津额可能是满族人的姓名，而从其妻为马井氏来看，“马”可能是富克津额的汉姓，一个人有满汉两姓，这在清朝也是常有的。记者在小罗村采访时，一位现年75岁的段大爷说，现在小罗村360户中，有30多户满族人。老人笑称，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位段老汉也是退伍军人，他说自己曾跟随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湖南长沙，五十年代转业到地方，先在哈尔滨市里工作，后来就回到家乡务农了。

　　文管所：此碑应是功德碑

　　在《呼兰报》报道了小罗村发现清代的贞节碑之后，呼兰县文物管理所立刻将此碑运到了县里加以保护。对于此碑的性质，文管所的有关人员还提出了与丁峰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从落款“马井氏率子依绵布敬立”来看，此碑应为功德碑，即由马井氏和儿子依绵布为其曾官至六品蓝翎的亡父所立，所以应该是昭示先人业绩的功德碑，而不应该是贞节碑，因为贞节碑不应该由马井氏自己设立。

　　此碑系功德碑的观点，还因为碑文中记述了马井氏之夫富克津额的军人生涯：

　　“今有呼兰厢白旗富克津额，于咸丰四年由正兵挑赴江南，转战四方，蒙保六品蓝翎，于七年间阵亡，可谓尽忠于国家。”

　　呼兰县文管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确定此碑的性质，还其以真实的面目。记者在位于萧红纪念馆内的呼兰文管所看到，这里除了这块新发现的石碑外，还有原呼兰关帝庙内的两块巨大石碑以及多块小碑和一些精致的碑头。用这些收集到的石碑办一个碑林，这一直是该县文管所的理想。

　　“小罗石碑”多角度印证呼兰历史

　　虽然，《呼兰府志》的“忠义”、“武事”、“烈女”等相关章节中都找不到“小罗石碑”中富克津额、马井氏和依绵布等人的名字，但是对于富克津额咸丰四年被征调江南一事，《呼兰府志》中则有明确的记载。其“武事略”中，就详细记载了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到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先后从呼兰征调旗兵20次，转战于湖广、天津、安徽和甘肃等多个地方的史实。其中咸丰四年是第三起“征兵”，“调征直隶仕领一员、骁骑校一员、兵四名、西丹一百名。”

　　而如今发现的小罗石碑，正是从实物的角度印证了这些历史记载。采访中丁峰一再强调，府志等地方志，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所以“历史应以实物为证”。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省志副总编柳成栋同样认为“碑刻是可信的”，“小罗石碑”可以补历史记载之不足，是黑龙江省和呼兰县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柳成栋认为，“小罗石碑”应属贞节碑或称节孝碑，它不仅可以印证清代后期多次从黑龙江征调旗兵镇压南方农民起义的史实，而且也丰富了呼兰县的历史人物记载。此外，以往人们所知的清代妇女守节到三十年，地方官或将军将其上奏朝廷，由皇帝批准“旌表”烈女、赐币建坊之类的礼制，只是见诸于史书记载，如今发现的“小罗石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马井氏在受到光绪皇帝的旌表、赐银建坊后，以感恩之情率子敬立的这块碑，也为我们记录了一段历史。注：为碑中无法辨认的字。（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