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成语是“作法自毙”（源于“作为自弊”），典出商鞅在秦孝公死后为嗣君所迫害，逃亡途中无处栖身，因为根据商鞅制定的秦法，店主若留宿没有身份证件的人是犯罪。不过，汉语里的“法”不一定专指国家法条。比如钱玄同年轻时说人过四十就该自行了断，自己年过四十却并不去死；鲁迅便开玩笑讥讽他“作法不自毙”。当下的中国，所谓“法”除了指国法、办法，更多的恐怕是指人们“头顶上的天”，即所谓“现管”们制定的、比国法更行之有效的“土政策”。这些比法更像法的“法”，包括地方或单位成文的制度纪律和不成文的决定、规矩、“规格”。

　　举个例子吧。比如《教师法》早有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而实际上在有些地方根本不是这样。中秋节我到朋友家去赏月，他夫人说，她这样的资深教师、小学校长的工资只相当于区政府的勤杂工，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比区政府的公务员们差一大截儿。她指的还不包括灰色收入而只是工资单上的数目。我对此半信半疑。孰料，过了几天即9月17日，本地报纸就登出正面报道说，市政府拟“比照公务员待遇”调高教师工资云云，证实了她的话。同是一区的财政拨款发工资，为何会这样呢？此无他，有权制订工资方案与调资办法的，是政府工作人员而非教师。

　　说更具普遍性的吧。在以前是分房。许多单位的分房标准，从职务到工龄等，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带规律性的是，有权制订分房方案的人总是占尽便宜，以致当头头的即便满打满按标准算还要超线，而有些“困难群众”连执行最低标准也要大打折扣。如今不兴分房了，一些国企或国有单位时兴“经营者持大股”、管理者（按官阶级别）拿高薪，据说这是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振振有辞，大道理有好几车皮哩。于是，一个老总的工资可以是部门头头的数倍，可以是普通员工的十多倍，还声称与人家ＣＥＯ相比差距拉得不够大。不能说这种做法与说法一点道理没有，问题是，这个管理层的高薪是真正的所有者（恰如民企的股东们、董事会）愿意出的价吗？当头头的是经过人才市场竞聘上岗的吗？或是民主评议的薪酬吗？是责权利统一并三者相称的吗？都不是！不过是循例授职或上级机关任命的。这些人制订的持股方案、薪酬方案，分明是“作法自利”，偏要扯什么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纯属扯淡。

　　9月份出版的《瞭望》周刊，在《中国改革须啃下六大体制“硬骨头”》一文中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集团”。据我观察，阻力表现之一是，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将既得利益最大化，或谋求新的个人利益增长点，将深化改革引入疏离人心的歧途。该刊在剖析“边缘腐败”的另一篇文章中，揭示其十大表现之一是，“利用集体决策牟利并规避个人责任”。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作法自利”吧。这种化“权”为“利”，以其逐渐“制度化”的形式，扭曲公平与正义，败坏人心，其社会危害比贪污受贿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