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马辰

　　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既在很多人意料之外，又在很多人意料之中。意料之外，是因为8位热门候选人之中，秘鲁的略萨(MarioVargas Liosa)这样享誉世界的作家落马了；意料之中的是，和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趋势有关，得奖者又是一位出生、成长、生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背景，但用西方主流世界的语言写作的作家。把上面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得出南非裔澳大利亚作家库切(J.M.Coetzee)的名字也就不奇怪了。

　　行者无疆

　　和以往很多诺贝尔获奖作家一样，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在获奖之前，库切这个名字极其陌生，其作品即使已有个别中译本，例如《耻》(Disgrace，2002年，译林出版社)，也是淹没无闻。但是，获奖之后就不同了，名字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出版社也开足马力争夺其作品中文版版权，一时间洛阳纸贵。

　　库切1904年生于南非的港口城市开普敦，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代，在英语环境中长大，并且谙熟德语，20世纪60年代曾移居英国，在那里做了一名电脑程序员，后来一直在南非自己的母校开普敦大学教书，直到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英语系教书。

　　作为白人，库切从小在南非种族隔离的环境中长大，熟稔于英国文化，同时又在美国获得了进一步的文学教育，这些经历，使得库切既深深了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在这种野蛮制度基础上形成的特有文化，同时又能够遁身事外，带着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种族隔离制度。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一个人6岁以前的经历将塑造他一生的性格。一个作家大体也是如此，他早年的生活体验，往往最让他无法忘怀、之后不断思考反刍，并成为他一生写作无法割舍的主题。这样的例子在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中俯拾皆是。2001年获奖作家V.S.奈保尔(印度裔英国作家)写尽了印度移民的边缘生活(《大河弯处》)；2002年获奖作家、匈牙利裔德国作家凯尔泰斯则是把犹太人在纳粹时期恐怖的生存体验当作了他许多作品的主题(《无形的命运》)；而2003年的库切，把南非种族制度导致的价值观和普通人行为的扭曲当作自己小说的主题，深刻地记录了祖国的苦难。

　　如果说早期的，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主要是以写某单个民族的史诗而取胜的话(例如波兰的显克微支、法国的罗曼·罗兰、法郎士、德国的托马斯·曼等等)，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大潮波涛汹涌、各种民族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情况下，敏感的作家们无法置身其外，尤其是那些迁徙在不同文化气候之下的作家，更是把处在漩涡中风雨飘摇的民族处境作为自己的关注重心。而诺贝尔文学奖，也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关怀投注到那些有着弱小民族记忆、但又步入了西方人视野、同时承担着传承本民族文化重任的作家身上。

　　这样的作家，其文化身份是混杂的。弱小民族在遭遇强大民族的侵蚀洪流时，个中人对苦难的体会尤其深刻真切；又因为作家自身的敏感，他们加倍体验着整个民族的苦难。在试图描绘出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视野里的总体形象时，他们用理性的眼光，直面民族性格中沉淀出来的人类共性，在一个绵长无垠的时空里去思索人类的命运和出路，用悲剧的视角而不是喜剧的视角去看待人，正如古希腊作家从一开始给悲剧做出的定义那样：悲剧并不是把人带到一个虚无的结局，而是用悲剧的形式给人以思考的力量。尽管揭开伤口上的结痂、解剖自己民族是残酷的，但这正是作家神圣的使命。遍观诺贝尔每年的获奖作品，可以看出，所有的获奖作品，特别是小说，虽然叙事方式不同，但本质上几乎都是先锋思考性的作品。它们或在探索人类的总体命运，或在记录一段历史，或是揭示某个民族的性格，或是解剖人性的弱点。也就是说，从思想上，它总是超前于芸芸众生；从时空上，总是和作家所处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正如青年文学批评家谢有顺所言：作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时空与现实的倒错。

　　中国文学的缺失

　　再反观一下中国的文学现状。虽说中国作家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于这样一个西方人给的奖，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有自己对文学的独特理解，有自己的叙事方式，但是在一个历史上文学兴盛、并有过唐诗这样灿烂的文学时代、并且现在还有着如此一个庞大的作家群的国度来说，这至少是一种尴尬。排除很多民族偏见、意识形态等客观因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之路还很漫长。

　　可能与汉族在历史上作为强势民族、长期处于中心地位有关，中国人一般很少关注汉族作为整体这个话题，即使到了岌岌可危、面临民族生死存亡边缘的时刻，更多的也是从大汉族被蛮夷倭寇搅扰的层面来审视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的出路。即使是在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地位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仍然没有知识分子来仔细思考文化上的民族压迫或融合，而对汉族最后总是用文化融合了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这个问题，总是糊里糊涂。

　　另一方面，越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往往越是把从政入世当作己任，而文学只是消遣，身陷于现实的重围中，自然很难有超越的眼光去看待中华民族、甚至是人类的问题。即使到了现代，除了个别作家，也还是很少有关怀整个人类命运的意识。虽然道家有这么点味道，可惜还没等近现代作家来得及把道家的精神灌输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救国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了。之后，政治又牢牢控制了文学，把文学挤压到了边缘地带，成为灌输政治观念的套子，文学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此外，也许是因为平和中庸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上就缺失悲剧意识，即使好不容易凑出一个“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的说法，但是崇尚喜庆圆满的中国人总要狗尾续貂地添上一个喜剧的尾巴，例如《窦娥冤》的结尾，非要让窦娥的老爸出面为她澄清冤情、恢复名誉，而《汉宫秋月》也非要来个汉章帝最后把个混淆视听、耽误了昭君青春的毛延寿杀了解恨。没有悲剧意识，没有苦难意识，使得作家很少能够超脱人情世态的表层，深究苦难和悲剧的根源，也就无法让文学真正成为有震撼力的人学。

　　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有才华的人，但是确实缺少很多西方作家那样能够真正从中国人目前的生存环境中超越出来，但是又从骨髓里饱浸中华文化精神，同时又能摆脱其他各种因素对文学的干扰，真正能够把文学当作毕生事业的作家。

　　从客观上来说，像库切这样的作家能够得奖的一个基础条件，就是无论他们是否沉醉于本民族的文化，他们都是用被西方社会广泛认可的西方语言进行创作的。有人说过：如果作家的创作在语言和意象上过分依赖于本民族，那么就很难走向世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这方面，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为所有非西方主流国家的作家创作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总是能够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步发行，就是因为他在语言上没有过分局限于自己的母语，超越了语言障碍，思想就有可能被传播到世界范围。到目前为止，用自己的母语和民族意象进行创作的作家要想进入西方视野，除了日本作家(不用说，他们首先从思想上已经得到西方世界的接受)，到目前为止寥寥可数。退一步，假如现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作家，那就必须有能够甘心为这样的作家做嫁衣的翻译家出现，来进行这种从语言到意象、到深层思考的转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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