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大林

　　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收受数万元现金以及金元宝而不报道山西繁峙“6·22”特大爆炸事故的丑闻，使“新闻腐败”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人再次发出了“记者监督别人，谁来监督记者”的追问。作为一名记者，我承认“新闻腐败”确实是存在的，甚至还相当严重，但我要说，拿这11名记者讨论“谁来监督记者”的问题，实在是揪错了辫子，因为这11名记者劣迹的败露恰恰是“记者监督记者”的结果：这11名记者“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但其他的记者没有拿，或者不愿拿，他们如实报道了，这11名记者的问题也就显露了出来——尽管如实报道的记者并不是为了监督同行，但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监督作用。

　　只要允许媒体和记者客观而充分的报道，真相就很难被掩盖，因为这家媒体不报道，自有别的媒体去报道。只要记者队伍中不乏坚守良知敢于说话的人，那些记者中的败类就很难肆无忌惮，因为你不说真话，自有人说真话。在媒体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媒体与媒体之间，记者与记者之间，都是竞争的关系，谁不说真话，谁就可能失去公信力，谁缺乏职业操守，谁就会这个行业所抛弃。从中国传媒业的现状来看，媒体的市场化程度高越高，新闻腐败现象就越少，即为明证。

　　其实，新闻腐败最严重的表现是那种“吹喇叭、抬轿子”式的“有偿新闻”，而不是像这11名记者收钱而“封口”的“有偿不新闻”。出了特大的事故，知情者甚众，要完全封锁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笔者看来，那11名记者在繁峙矿难上也敢搞“有偿不新闻”，实在是愚蠢之极，因为那样做的风险和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而媒体如果有了那种贴金式的报道，则一般不会有人刨根问底，一来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二来宣传纪律也不允许。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有偿新闻”才是新闻腐败的“常见病”。

　　令人欣慰的是，新闻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根据最新的报刊整顿计划，绝大多数官办的报刊将被停办，或者与所属党政机关脱钩。这样，“有偿新闻”的主要阵地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压缩。同时，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团体——中国记者协会也已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这使群众监督记者更具有可操作性。

　　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新闻腐败，法律是不能缺席的。但由于记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这就使记者收受财物是否适用受贿罪成了一个法律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媒体从业人员大幅增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打工的性质，连所谓的“事业编制”和正式的记者证都没有，像这种身份是否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确实值得探讨。由于一般不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处罚，有些记者伸起手来往往无所顾忌。所以，对于这个灰色的地带，法律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记者同行之间的相互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记者的监督者其实不少，关键是要让各方面的监督切实有效起来。应该承认，这各个方面的监督，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有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群众监督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媒体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新闻腐败肯定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