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是有偿新闻，实际上这叫内幕交易新闻。有些报纸，有些版面，比如广告版面，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来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个也是有偿的，这也是允许的，但这是公开的，用一定的版面宣传一个企业的产品，宣传一个企业的形象，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也是有偿。我们可以这样讲，广告有纯广告，就是用广告的形式，还有一种是用新闻的形式来代替广告、来发挥广告的作用。这个都按照正常的财务手续来收取费用，该缴费的缴费。现在的报纸都有这样的版面，山西矿难11个记者收取了人家的好处，收了人家的金元宝，这是一种内幕交易新闻，这不仅是违反职业道德，而且也是违法乱纪，这是行贿受贿的问题，行贿受贿不仅是指官员，各种社会角色的人都不应该收取不正当的财物，如果收取了别人不正当的财物而为行贿者牟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这在法律上都是有明文规定的。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而且是违法的。

　　当然我们可以从道德这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属于职业道德败坏，我想我们现在在新闻界这种内幕交易新闻还是比较普遍的。这个事实，或者某一个单位的事情，应该报的，特别是涉及到社会的阴暗面，涉及到社会的病态现象，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本来应当揭露，但是由于收取了人家的好处费，就不报了，或者报道的性质不一样，这都是败坏职业道德的。能造成这种职业道德败坏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记者缺少职业道德，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现在不是在强调新闻专业化吗？

　　新闻是人类社会中道德非常高尚的职业。为什么呢？新闻报道恰恰是担负着对人进行教育、培育精神文明的职责。我们常说记者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是塑造人类灵魂的一个职业。所以新闻行业更加需要高尚的道德，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如何来看待新闻工作。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新闻工作看作一种商业活动。

　　它在运作上可以是商业的，但是从性质上看，是一种精神生产，起正确引导人类思想意识的作用。

　　新闻工作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整个报道活动不仅要适应市场规律，更重要的要符合精神生产的规律。精神价值、思想价值要大于商业价值。我们不能让新闻报道把商业价值摆在第一位。所以他们不矛盾，有个主次的关系。所以现在之所以产生大量的内幕交易新闻，就是缺乏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我们这些年的教育在这方面比较薄弱，政治教育强调得多，重视政治教育是对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道德教育。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正在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嘛就是一个商品交换的过程，以商品价值来决定市场运作的价值，商品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规律。这个东西对我们整个精神生产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许多搞精神生产工作的人，比如说文学创作领域，新闻报道领域，包括绘画、艺术、影视领域等等，如果不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提高法制观念、提高道德观念，把市场价值、商品价值看成是精神产品的唯一价值，就容易产生道德败坏的现象。

　　第三个原因，我们大量的新闻工作者，年龄大一点的，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年轻的有相当的比例是最近几年从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但是过去的新闻学教材中关于职业道德的内容比较少，年龄大的一些同志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就更谈上有系统职业道德观念，所以靠自己在工作中逐渐培养和形成的。这样有个别同志就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不正确的理解价值规律，就容易搞内幕交易新闻。

　　有些记者把自己的报道权看作是私权，没有把报道权看作是公共权力。既然这样，他可以随意的支配话语权。国家现在法制还不太完善，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凡是掌握各种权力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滥用自己的权力，

　　恐怕是一种局部现象。从整个新闻记者队伍来看，素质还是在不断提高，今天记者的素质，包括网络媒体的素质，都要比过去高。但是在整体素质提高的比例下，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跟职业特性有关。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有很强的竞争力，媒体与媒体之间在市场上竞争。在一个媒体的内部，记者之间也是竞争的，他们的竞争远远大于他们的合作。或者从根本上讲，很多记者都是一些单干户，靠自己找新闻、采访新闻、写新闻，合作的情况并不多。这种竞争直接涉及到他们的饭碗的问题，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获得媒体对他们的重用，给他们高薪，所以他们要搞一些假新闻，也有一些个别的媒体，出于自己的政治宣传需要，所以有的时候媒体也在制造新闻，这样的媒体就不单纯是记者的问题。

　　我们的记者还是很重视新闻理念，他们从事新闻工作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把社会发生的各种真相告诉公众，绝大多数记者是这样努力去工作的。当然他们同时这样工作也是为了获得自己生活的来源，这两个也是统一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因为为了获取更好了饭碗，为了个人获得更大的利益来破坏公共的利益、践踏自己的理想。这类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在少数记者身上，造假的记者不占多数。

　　现在很多媒体正在走市场，市场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不管在什么条件，只要作为一个记者，就应当坚持新闻理想，客观公正的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不能丧失职业道德。职业道德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新闻底线，这个底线不能随意抛弃，一旦抛弃了，整个传媒的使命感就会丧失。中国的媒体总的看职业道德还算不错的，不能看得太严重。尽管这种现象经常发生，甚至在相当的媒体都存在，它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现在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经济基础正发生变化，我们许多观念还跟不上，另外我们有些记者条件还跟不上，所以有些红包现象一时还很难消灭。这只能在我们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记者收入的增加，条件的完善，包括媒体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得到一些科学的调整，会逐渐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