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指出，绕着产业“红灯”、钻着政策空档，中国的民营企业过去2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放宽限制和鼓励发展的背景下，倔强攀爬，终于登上了一个可以产生大变局的分水岭。

　　文章还指出，这种变局包含三个层面：

　　其一，中国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思路已然明晰，长期存在的许多争论不休的政治障碍逐步得到突破，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政治条件已趋于成熟，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更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营造了稳定的政治空间。

　　其二，产业竞争的壁垒正逐步打破，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门槛越来越低，国民待遇逐步兑现，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正在形成，民营企业积蓄已久的投资冲动有了更广阔的挥洒空间。

　　其三，民营企业借“换代”之机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以家族式企业为主流的民营企业群体开始向现代企业为主流的群体转变。经济学家用“原生代”和“新生代”的概念划分了正在转变中的这一趋向。目前，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表达出强烈的现代意识。

　　文章写到，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必将推动中国民营企业变局时代的到来。但市场竞争的激烈、民企自身的精神缺陷和制度缺陷的存在、社会心态的惯性等，都将成为或大或小的障碍，中国的民营企业依然要以如履薄冰的创业心态负重前行。

　　《瞭望》文章写到，给中国民营经济一个公正的评价和宽松的环境，中国就可能诞生一批李嘉诚式的人物。伴随着仰融、杨斌、周正毅等富豪的纷纷落马，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受到了公众质疑。然而，有研究者认为，与第一代富豪相比，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富豪，正以其实际行动，赢得公众信任，树起民营企业家新形象。

　　新生代的五大特征

　　文章中写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认为，经过市场的磨炼，中国民营企业家素质有很大的提高，粗放式经营和盲目性管理大为减少，有的民营企业家还具有极强的技术和管理创新能力。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认为，与诸如依靠倒卖批文等特殊社会资源而一步登天的第一代富豪不同，中国民企新生代正在崛起。所谓新生代民营经济，就是指从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新的民营经济群体。新生代民营经济虽然也属于民营经济之列，但它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到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旧有的民营经济有极大的区别。

　　魏杰给新生代民营经济归纳出5个特征：一是形成于中国经济从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的时期，靠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需求的开发与创造而发展；二是创业者基本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三是经营活动非常理性，在经营理念及管理方式上具有极强的现代意识；四是创业者创办企业具有自我选择的自觉性，把创办企业当成自我价值实现的自主选择；五是企业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

　　注重智力的时尚

　　文章中还写到，中国民营企业家由热衷和政府官员交往，逐渐注重与学者“联姻”，由过分看重权力逐渐改为更看重智力。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正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智囊团，智者们的一些“金点子”，为民营经济第三次创业提供帮助。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已经从最初的原始状态完成了两次飞跃，进入到第三次创业时代。

　　陈清泰认为，在知识经济浪潮下，智力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民营企业家通过与专家联合科技攻关、聘请专家作顾问等形式，与智者联盟，可以规避市场风险，获取经济效益，这是明智之举。

　　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内在的发展要求，使中国民营企业家进入理性的第三次创业时代，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由过分看重权力向更看重智力转变，向智者要效益就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历史选择。

　　寻求职业管家的冲动

　　文章指出，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三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民营经济，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其创业初期的家族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部分民营企业家期盼在中国能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有专门的“管家”替自己打理家业。

　　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认为，在中国，由于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形成，民营企业寻找专业的“管家”还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是寻找干部和委托代理人的渠道有限，有时是依靠别人推荐，民营企业创办者没有机会了解代理人，也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比较。还有，代理人出现不忠诚行为时，民营企业没有好的途径防止自己上当受骗。

　　刘伟建议，建设职业经理人市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国有企业的政企分离，取消国企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他认为，国有企业中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如果国有企业领导人同时兼有官员身份，人员流动就存在身份障碍，职业经理人市场就无从谈起。国有企业政企分离后，企业家资源就会盘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职业经理人会增多。

　　价值受到社会尊重

　　文章谈到，尽管一些民营企业家频频“出事”，但一些企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民营企业家的道德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其功能和价值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崛起的最核心的环节，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一系列的因素，都取决于经济实力，而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没有企业，没有经济实力，一切都无从谈起。

　　北京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忠认为，企业最根本的因素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企业的壮大，没有企业的成熟。所以，在上世纪初，经济学家就已经把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动力来看待，而恰恰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社会对企业家的作用没有看得很重，我们对企业家对社会所产生的贡献也没有充分的认知。

　　张文忠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企业，中国企业的发展要靠企业家，而民营企业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之一，也同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给予公正的评价和宽松的环境，一些民营企业家就有可能成长为李嘉诚式的人物。

　　文章写到，原生代民营企业家也曾叱咤风云，也曾如日中天，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特性，即胆大敢于冒险，勇敢而义无反顾地杀进了市场，在转轨时期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下，他们挖到了“第一桶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市场对冒险精神的最好激励与奖赏——尽管这时中国经济的计划色彩仍然较浓。

　　文章写到，三株、飞龙、爱多、瀛海威等原生代民企悲壮抑或辉煌的创业故事，都已成过眼云烟。但不管怎样，这一代创业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尊敬。

　　风采依然的那一批原生代民营企业家留给新生代的无形财富尤其值得珍惜，像柳传志谋定后动、“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的管理风格和稳打稳扎、心无旁鹜的战略精神，鲁冠球“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慎重对待”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经营原则，刘永行“为实现远景从不间断”、“信誉至上”和“做企业就是做人”的企业理念，南存辉的“用产权革自己的命”的创新精神等等。

　　文章指出，承认原生代在中国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价值，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代企业家群体、特别是对失败群体进行整体反思。

　　文章写到，胆大敢于冒险的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精神有某种程度的吻合，但仅有胆大和冒险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市场格局发生逆转以后。胆大很可能导致头脑发热，冒险则很可能变为冒进，这是原生代失败族的一个重要精神缺陷。市场经济对头脑发热和冒进者进行惩罚是必然的，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市场格局由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之后，日渐强大的市场力量，便迅疾地将靠胆大冒险起家却不能跟上时代变化的那一批原生代民企由辉煌的波峰扔向可怕的波谷。

　　原生代失败族的另一个精神缺陷是，他们在价值观上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他们在饱尝冒险精神结出的市场甜蜜果实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市场精神抛在了脑后，比如合作，比如诚信。

　　他们缺乏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缺乏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尊重，他们以“不按牌理出牌”为荣。一旦市场秩序归于有序，他们的这一套思路和做法便被无情地淘汰了；他们只讲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鲜有竞合理念。(胡梅娟嵇哲)（来源：华夏经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