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任湘怡

　　今天上午9时整，在地动山摇的轰天巨响中，中国首位航天员乘坐“神舟”五号直冲云霄。飞上天的，不仅是7吨多的飞船、400多吨的火箭，还有13亿中国人、5万中国航天工作者沉甸甸的飞天梦想。这场梦，中国航天人做了4代。

　　发射前夕，酒泉迎来了一位90高龄的老人。这位“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是来见证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梦想成为现实……

　　在胡杨林灿烂的季节，九十高龄的任新民如约又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神舟”一号开始，每次飞船发射，这位在航天界被尊称为“总总师”的元老级科学家必亲到这片戈壁荒滩“督阵”。

　　还是穿着那双半旧的旅游鞋，前几天，任新民又来到厂房，现场观察“神舟”五号的电测试验，听取工作人员的汇报。早在他到发射中心之前，比他年轻30岁、40岁，甚至60岁的“儿孙辈”航天工作者就奔走相告——任老总要来了。

　　老人来到发射中心，与其说是保驾护航，不如说是来验收几代航天人的努力——梦想，如何成为地面怒吼的鲜红火焰，成为飞入宇宙的一颗流星，成为遥远太空传来的中国人的声音。

　　这一刻，老人等了40多年。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许多科学家就盘算，一鼓作气实现载人登天。当时，科学家们做了许多大型试验，甚至连飞船模型和航天员食品都做了出来。

　　1971年4月，80多家单位、400多名航天专家在北京京西宾馆深入讨论载人航天。当时的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因为，科技工作者似乎已经看到了载人航天的曙光。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构思草图中。

　　1985年，任新民亲自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关于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在此之后，“送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才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真要造飞船了，大家才发现，很多技术在中国还是空白。为了实现把人送入太空这个理想，有的技术人员呕心沥血，过早地献出了生命……

　　1985年，包括任新民在内的多位科学家联名倡议，必须尽快发展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这项倡议，最终促成了“863”计划的诞生。该计划明确指出，发展“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研究“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1989年3月，我国成立航天工作领导小组，开展飞船论证。1992年9月21日，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真的要造飞船了，大家才发现，许多技术在国内都是空白。就拿上海负责的推进分系统、电源分系统和测控通信分系统来说，不但一些设备闻所未闻，甚至连组成设备的元器件，都没有地方生产。

　　电源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方国隆摸摸自己花白的头发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胆子可真大呀！”方国隆设计的电源分系统，在太空中同时为3个舱提供能源，是目前我国航天器中最复杂的电源系统。他还实现了另一项突破——国际上首次实现航天器太阳能帆板对日定向。

　　那时，国内没有对日定向驱动机构，一家法国公司要价：一台250万美元。方国隆很气愤：“只不过小足球那么大，几乎赶上黄金做的了。”大家一商量，决定自己做。于是，设计人员从找零件开始，大江南北一家家厂去跑。有一个女厂长，一听是为了造飞船送中国人上天，当即表示哪怕不赚钱也要帮忙做出来。

　　1992年，方国隆57岁。他说自己是主动抢任务的。同样抢任务的，还有测控通信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陈相周、江杏娣，推进分系统首位主任设计师臧家亮等全国几百位资深老专家。

　　江杏娣温和地笑着解释：“航天事业是为国家争气的事情。退休前我能为国家尽力，一辈子都值得了。”

　　有一个名字，应该被牢牢记住。他叫康忠心，负责推进系统的总装——也就是把一大堆阀门、管路装进容器里。装的时候，既要考虑利用空间，又要考虑防震。难度最大的是返回舱的推进系统，空间小，又要和航天员完全隔离。在康忠心负责总装之前，设计人员在返回舱隔出一只“浴盆”。可这个结构暴露出非常大的弱点，工程一时进展不下去了。而按照“争八保九”的进度，“神舟”一号必须保证在1999年——国庆50周年之际升空。

　　危难之际，康忠心凭自己的经验想象出一只“靴子”。把管路、阀门等都归纳到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靴子”里，管子互相交错，又很对称，有专家称：“简直是一件艺术品。”

　　但是由于工作强度过大，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康忠心逐渐觉得下肢不舒服。当时他以为是关节炎，加上工作太忙，所以没重视。后来，他只能一拐一拐地进厂房做试验，下肢皮肤也出现了出血点。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了白血病，而且已经是晚期。

　　“神舟”一号发射前，同事去医院探病，康忠心还很乐观，说自己马上就会好起来，还能看到飞船升空。没想到，1999年11月1日，他就离开了人世，离飞船成功仅19天。

　　面对市场经济的诱惑，他们也曾动摇过。为了实现“把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这个梦想，他们坚持了下来……

　　从来没有哪一项工程，参与者的年龄相差如此之大；也从来没有一项工程，技术骨干的平均年龄如此之轻。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41岁；飞船系统副总指挥秦文波，37岁；飞船系统总师助理罗斌，36岁……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载人航天工程刚立项的时候，大学毕业才几年。11年风风雨雨，他们的同龄人，有一半以上，因为受不了航天事业的寂寞、清贫和压力而离开了。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张玉花说：“1991、1992年，我每个月才200多元。那个时候，买件羽绒服，得咬咬牙，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一个同事当时哭着对方国隆说：“让我走吧，好不容易找到女朋友，可我这么点收入，实在没脸见她呀！”

　　“当时我没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一直有事情干。”张玉花说，“我想这就是‘事业留人’。”

　　留下来了，仍然要面对很多压力——知识、责任……

　　学动力出身的罗斌，有一次买回一本《机械操作手册》，别人问他，这个和你的工作毫无关系，买来干什么。他说，这本书里讲到电源插座，飞船设计可能用得着。

　　秦文波曾有过“一夜愁白头”的经历。“神舟”三号发射前，试验队员发现蓄电池放电指标有问题，可蓄电池是金属外壳的，在外面根本看不出问题所在。眼看发射任务逼近，每个人都急了。急中生智，有人建议不妨利用汽车公司的设备。于是，大家赶在这家公司上班前，让所有的蓄电池都照了一遍“金属CT”。这才挑出合格的，紧急运往发射中心。

　　从研制到发射，从“神一”到“神五”，这一代航天人，与飞船一起成熟。

　　故障排除后，领导对“新兵”说：“经过这一次，你会长大的。”为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进一步发展，新加入航天队伍的一代也在迅速成长……

　　“新兵”李爱萍说，有一次，她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那是“神舟”四号发射前，在发射中心试验的时候，她所负责的、用于测控通信的一台机器出现异常，不得不立即赶回上海重新调试。事后单位领导对她说：“经过这一次，你会长大的。”

　　的确，载人航天工程最能让人迅速成长。分析化验员王蕾工作才4年，可已经练出一个灵敏的鼻子———飞船上使用的几种剧毒化学品，她一闻就能分辨出。王蕾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一头是中国第一次载人飞船的神圣任务，一头是日渐年迈的双亲。所以，她和另一位同事朱晓骅，从不告诉家人，自己的工作是“与毒共舞”。

　　如今，飞天之梦已经实现。接下来，是登月，是建立自己的空间站……在4代中国航天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正一步步甩开地球引力，让理想翱翔在更广阔、更瑰丽的太空。

　　（本报酒泉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