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载人航天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16日10:54 光明日报

　　——专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北方　本报记者　李志伟

　　王永志，辽宁省昌图县人。1932年11月17日出生。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领导和主持过6种新型火箭的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l项、一等奖2项。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现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记者：“神舟”五号飞船已成功发射，它将开启中国载人航天史的新篇章。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政治、外交、科技发展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伟大决策。您作为这一工程的总设计师，请您给我们谈谈这项工程的起步过程。

　　王：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起源于我国“863高技术发展研究规划”。1986年初，我国航天老专家王大珩、陈方允等四人联名向邓小平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邓小平当即批示：“马上组织，不得延误。”1986年3月，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个专家，分10个组开会研究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规划。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研究规划，称为“863计划”。1987年，党中央决定实施“863计划”，分7个重点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载人航天领域，叫做“863－2”。这个领域成立了7个人的专家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员，一起研究载人航天发展规划，也就是制定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从1987年开始，进行了5年。一直到1992年1月，开始进行载人航天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论证之后就进入了准备立项阶段。1992年1月17日，我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听取了论证汇报，整个工程才定了下来，就是现在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都包括哪些领域？

　　王：总体上分为7大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飞船系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航天员系统涉及到航天员的训练、飞船上如何进行生命保障，包括医学监督、医学保障等等。应用系统要进行对地观测、空间探测、遥感，还要搞生命科学研究、晶体等材料科学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其他系统如飞船、火箭、发射场、测控、返回着陆场等等，各个系统都涉及到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着陆场系统，飞船返回时如果落到海上、山区、森林、沙漠、城市区，就要进行搜救航天员、海上打捞，回收返回舱工作。载人航天工程所涉及的科学门类非常复杂，远非卫星工程可比。

　　记者：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是不是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搞的？

　　王：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各国都是保密的。现在情况好一些，但最基本的东西都得靠我们自己搞出来！

　　记者：您早年留学苏联，有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

　　王：接触不到。我在莫斯科宇航学院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回来之后，被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参加我国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设计研究，1964年试射成功。

　　记者：那是您第一次参加发射。

　　王：是第一次，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发射试验。

　　记者：第一次发射给您留下的影响是什么？

　　王：那时候钱老（钱学森）是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加也加不进去了。那时7、8月份的天气很炎热。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我根据这个计算了一下，如果从火箭储箱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我把这项建议在会上提出来，大家不太相信，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还要往外泄？后来钱学森听了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就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来，指着我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火箭一次试射成功。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深。

　　记者：您担任过多种型号火箭的研制，哪一次对您来说最艰难？

　　王：我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负责研制“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时候，风险很大。那是1986年左右，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多次失利，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出现了危机。当时我们想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将火箭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可以承揽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大型卫星，把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大推力捆绑火箭在1988年底才被批准开始研制。我们跟美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要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大推力捆绑火箭，否则就取消合同，罚款100万美元。

　　记者：只有一年半时间。

　　王：时间非常紧迫。如果18个月后拿不出来，或者推力达不到，都将给我们火箭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当时压力很大，吃不下，睡不着。发射成功了，心里那块石头才落地。

　　记者：1992年开始，您又担任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这比以前的火箭研究更加复杂和困难。顶风冒险这么多年，是什么信念支持着您？

　　王：我常常想，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强大起来？如果中国人个个都很努力，那力量该有多大？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力会强大起来，我一直都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无论组织上交给我什么任务，我都会努力把它干好！

　　记者：干好一件事很不容易，尤其是航天。

　　王：干这一行，高技术、高风险，同时又是很重要、很贵重的东西，所以不敢掉以轻心。

　　记者：就目前的状态来看，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与国外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世界上最早搞载人航天是苏联，他们1961年就上天了。其次是美国，1962年上天。国际上载人航天发展还是很快的，1969年美国阿波罗登月，1982年美国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等等。他们的技术水平都很高。但是载人航天不是谁想搞就能搞得了，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所以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外，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这么大规模地搞载人航天。尽管在技术水平上我们与他们存在差距，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稳居第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