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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二号F”型火箭总设计师(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16日11:04 新华网
  “神舟”五号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供图)

  刘竹生的名字就像他的性格,而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

  他高高的个子,面容清矍,目光睿智,笑容谦和。从他笑意常在的脸上,你也许看不出这位中国载人航天火箭总设计遭遇过多大的风浪,但就是在这静若溪水、清澈透明的生命中,刻写着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诗是郑板桥的,咏竹诗。

  命运多舛青竹苦寒萌三愿

  竹生,像挺拔的竹子一样顶天立地地生活。这名字,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的一种企盼。

  刘竹生是个地道的东北汉子,东北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豪情,他放在了骨子里,刚韧性情在童年时就注入了他的灵魂。那时,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6个孩子,高粱米、大白菜是刘竹生家里的当家饭菜,孩子们过生日时收到的最大“贺礼”是一个鸡蛋。生活的贫苦,让家中排行老二的刘竹生从小就跟在姐姐后面,像个小大人似的照顾着弟弟妹妹。再苦再累,能够撒着欢儿地在父母身边跑来跑去,也是一种快乐。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幸福也很快被命运剥夺了。

  先是竹生上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因肺结核永远地离他而去;后是上初中三年级时,竹生的父亲从家乡哈尔滨远赴甘肃兰州支援边疆,一去便是数年。家里就只剩下没有文化的姥姥和6个尚未成人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命运,小竹生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再难的情况下父亲也要让孩子念书的固执,这种固执,在他心中燃烧起的是对读书的渴望,产生的是可以摧毁任何障碍的动力。

  在那一段记忆里,一次,竹生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还带有体温的、舍不得上学坐车的零花钱交给书店的老板娘,以换取他的“最爱”一本渴望已久的习题集,那情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高中毕业时,刘竹生喜爱美术胜过喜爱工科。但是,贫困的家境容不得他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去北京的路费他掏不起,昂贵的颜料费他也付不起。于是,只好就近报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这所被乡亲们视为科技殿堂的著名学府里,他先是选择了精密仪器系,后又改考化工系。1959年,因化工系“膨胀”,刘竹生服从安排去了数理系读力学专业。念着念着,哈工大又成立了导弹工程系。刘竹生所学的力学专业转到这个系。就这样,命运之神带着他几经辗转,就把他带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强度研究所,进入了航天的大门。

  这一进,就是40年。

  人们常常说使命。使命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兴趣与志向的结合,是情感的投入,是无怨无悔的执著。

  当有人问他。:“难道在40年里你对工作就没有过厌烦和流露过腻的情绪?这期间有过‘跳槽’的想法吗?”刘竹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确实没有。至今,我对搞航天仍津津乐道。支撑我一辈子要干航天事业的动力是我的‘三个梦’。一个梦出自于原始的、朴素的,甚至是幻想的思想情感。小时候,我就常听嫦娥奔月的故事,于是有了飞天之梦。第二个梦是工作以后感到宇宙奥秘无穷,越研究它就越欲罢不能,这便是我的航天梦。上了一些岁数后,我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都有所思考,遂把工作当成一种刺激,这便是我的强国梦。就是这三个梦想,支撑着我干了40多年的令人提心吊胆的航天。”

  历经磨难 打造金牌争气箭

  他是我国运载火箭捆绑分离技术的开拓者,他和他的同事们攻克的助推捆绑分离技术,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捆绑技术的空白,使我国进入了世界捆绑运载火箭的先进行列。该项技术在后续的多种火箭中得到推广使用,为提高我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实现载人航天奠定了基础。

  1990年的夏天,他遇上了这辈子最难打的仗。那时,中国航天第一支脚刚刚迈向国际市场,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成功地将“澳星”发射升空,成为中国航天能否完全进入国家发射服务市场的一块问路石。要在没有成型产品、没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18个月内拿出全新的“长二捆”,这一仗怎么说都带有背水一战的味道。

  那时,刘竹生是火箭总体设计部总体室结构组副组长,要完成的工作是怎么样把“长二捆”身上的4个助推器牢固捆绑,在发射过程中又能可靠地将助推器与火箭彻底分离。

  “长二捆”的“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不易。

  18个月!时间犹如上紧了发条,给设计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加之当时我国火工品研制水平尚不尽人意,而火工品又是分离的主角:要在助推器与火箭分离时将两者的连接件炸开。此时的大刘,比谁都急,急得心里直冒火,饭吃不香,觉睡不着,牙床子上也急起了大包。为了这一“绑”一“松”,他曾在灵感突发后,半夜三更去擂响过同事的门,黑灯瞎火直奔办公室,在堆得像小山的办公桌上,连夜勾画蓝图。

  如果说在“长二捆”的研制中,刘竹生夜不能寐拿出的捆绑分离技术方案,是他从事火箭工作的“代表作”的话。那么完成整流罩分离工作就是他的被逼上“梁山”了,也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中面对的最艰难挑战了。在研制中,长二捆火箭原有效载荷整流罩分离方案试验受阻,在按期完成合同任务的重压下,他带领其他同志,用极短的时间研制成功了平推反转方案,为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如期完成,立了一大功。

  1997年,刘竹生挑起发射飞船的长二F火箭总设计师的重担。

  他是从副总设计升任总设计师的。在刚接任长二F火箭副总师时,火箭整流罩发生由于设计经验不足造成的严重超重的问题。

  整流罩是逃逸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超重,将会直接导致航天员在零高度逃逸时,飞船达不到救生高度的要求,使逃逸救生成功进行。

  如何为整流罩“减肥”?

  刘竹生带领设计师系统重新复算了载荷,进行了结构件重设计和对逃逸发动机提出增加总重的要求。此时,他们的眼里已没了别的东西,除了数据就是图纸和计算公式,面对显示屏,日月星辰似乎停止了变化,白天与黑夜不再有分别,黑发中生出的一根根银丝和眉头上新添的一轮轮皱纹,鉴证了他带领研制人员,披星戴月,用智慧和汗水攻克的一道又一道难关。在发射神舟号飞船的日日夜夜里,为了使这项“不败工程”,只能成功,真正牢靠,他不仅要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永无止境地谋划,还要不停地找设计员,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方案的设计修改和一次又一次的论证,殚精竭虑,如履薄冰,经常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常说:“作为一名技术负责人,要有高度的技术敏锐性,火箭有哪些技术难点,哪些需要攻关。”逝者如斯,他已记不清在灯光下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已记不清多少次为攻克一道难题而从睡梦中爬起。当他对镜抚摩两鬓的白发时,他只清楚地记得,载人航天工程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待着他去做。当有人提起这些时,刘总只有一个解释:“这是我的事业。”很平淡的一句话,却包含着热忱和坚定。

  刘竹生一般不轻易说话,但不说则已,一说便语出惊人。尤其是讲到火箭,他简直有些眉飞色舞:“在我心中,火箭最美。”

  当火箭要转入发射阵地时,看到昂首待发的神箭,刘总对火箭的难以割舍的柔情就愈发强烈,怅然若失的感觉使刘总舍不得离开“她”半步,他要爬上十几层的平台,从上而下地仔细地端详、抚摸他心爱的“孩子”。站在火箭前,怎么看他都觉得火箭哪儿都美。尽管拍拍是金属的,摸摸是冰凉的,但是,他总觉得火箭像个人,也是有生命的。他常痴情地说:要用最好的火箭送“神舟”上天。

  “一分钟准备!”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随着那扣人心悬的倒计时声和大屏幕数字的闪烁,刘竹生的喉咙如同着了火一般,让他不停地往嗓子里灌凉水,拳头也握得越来越紧,手心的汗也在不知不觉中越出越多,这大概就是他说的“火箭综合征”吧!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也许是对火箭太一往情深了,在长二F火箭把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到空间轨道上后,他情不自禁地和朝夕相处的火箭总指挥黄春平,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老哥俩尽情地挥洒了一把热泪。

  2000年12月31日,神舟二号发射的前十天,长二F火箭被一个意想不到的误动作“撞了一下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刘总心里有些说不出来的滋味。已年过六旬的他顾不上安全和其它,一口气爬上11层平台,直奔他们心爱的“宝贝”,又从上自下逐层地查看火箭的受伤情况,真是“完了,完了,”心里凉透了!因为从最坏处想,修复火箭要拉回北京的生产总装厂,如果这样,发射的时间必将会大大推迟。这个难以想象而且无法接受的事实,无情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他怎能不心痛。

  在专家“会诊”后,火箭的修复被确定为在原地进行,原计划1月6日发射的时间调整到1月10日,这个调整意味着给火箭修复的时间是4天,4天之内必须使火箭处于正常的发射状态。

  新世纪中国航天的第一飞就是意义重大的神舟二号的发射。当决定做出后,领导让竹生表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按新计划发射。”黄春平总指挥事后说,“平时我胆子大,想不到这次,刘总比我的胆子还大”。

  火箭被撞部位是非正常受力,修复时把逃逸塔和船罩组合体分解,修复后还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测试,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中国航天人进军太空的步伐,没有什么重负能压垮中国航天人钢铁铸成的肩膀。

  在这4天里,白天刘竹生和其他几位副总师亲临现场指挥处理工作,晚上组织讨论和反复研究有关的技术问题、确定技术方案、组织编写和审查评审报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为了确定火箭的碰撞过程和变形,夜深了,他还要驱车前往现场,在各层工作平台间跑上跑下,对火箭与平台的间隙反复测量、计算,直到找到满意的答案。经过4天夜以继日的工作,一份50余页的《碰撞后火箭受损结果分析及处理措施》报告呈现在领导和各级专家的面前,他们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4天后,奇迹真的出现了火箭重展芳容,按时耸立在了发射塔架旁。

  2001年1月10日,当长征二号F火箭成功地完成发射神舟二号飞船的使命时,平时话语不多的刘竹生,捅捅身边人的胳膊,冷不丁冒出一句:“你们看看,什么叫金牌火箭?”言语一贯谦虚的他,此时竟也有些得意忘形。

  接着是神舟三号、四号飞船发射成功,争气的“神箭”没有出现一丁点儿故障。每次都把飞船稳稳地托举到太空。

  其实,在争气“箭”的后头,刘竹生还扮演了“黑脸包公”的角色。作为总设计师,他除了抓各系统的基本方案、指标和技术状态的变化、火箭逃逸系统等技术创新工作外,还在研制质量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在抓质量管理时,他总结了一个很特别的16字口诀:源头控制、行业水平、九抓九查、责任到人。在工作中,他不厌其烦地诠释讲解,这16个字,并要求研制人员贯彻到设计、研制、试验和发射的全过程中去。他认为,火箭的质量只有从源头抓起,才能防患于未然火箭从研制到发射,有研制、设计、生产、试验多个质量管理环节,强调从源头抓起,就是研制从状态控制抓起;设计从元器件选用抓起;试验从基础试验抓起;生产从元器件质量抓起;管理从规章制度抓起;工作从计划布置抓起。他认为要使火箭的设计水平达到国内最高技术水平,必须从七个方面抓“确保”:设计确保可靠安全;软件确保工程化;技术确保先进性与可行性相结合,为此要打好方案设计和元器件质量两个基础,要搞好可靠性安全性设计、可测试性设计和接口协调设计,同时要做好充分的设计余量、充分的环境试验、充分的系统试验、充分的筛选考核;归零确保五条标准;产品确保最优状态,最优状态必须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质量标准、严格的职责和逐级审批、严格的检测和工序检验、严格的验收和问题处理来实现;测试确保覆盖上天;发射确保“严细慎实”。组织要严密,要求要严格,态度要严肃,纪律要严明,检查、观察、判读、复查要细上加细。变更、加电、操作要慎之又慎。岗位、责任、归零、计划要认真落到实处。

  九抓九查,毫不放松,对技术状态、复核复算及复查、验收、测试覆盖性、接口联试、归零、待办事项、复查的疑点及软硬件配套是日常研制中要抓的重点,同时也是出厂前要重点检查的内容。

  为了真正将责任落实到人,研制中他们实行了责任人签名制,在发射场制做了确保成功责任表、逃逸二类故障模式责任表及安全控制责任表,让每个人在每一步都能知道自己的责任。

  火箭上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整机,要经过千千万万个研究、设计、生产人员来完成。任何一点纰漏,都可能造成整个火箭发射失败。为了使“不败工程”真正牢靠,刘总常常提醒每一位设计人员,一定要不断地、仔细地查找自身的不足,同时也要不断地请人给自己挑毛病,只有拿着“双面放大镜”,才能不断提高设计水平。对质量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他会“抓住苗头,小题大做,一追到底”。

  作为一名总设计师,能看到自己亲手铸造的神箭扶摇直上、冲破九霄,能亲身感受到自己心爱的产品在星空下弹挟雷霆、喷薄而起,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最大慰藉。

  当然了,他还有不知足的地方。“我现在已经站在离地球3.6万公里以外的地方,可这远远不够,我应该站在离地球48万公里的地方。我这辈子最不甘心的,就是没有将我们亲手设计的火箭打到月球上去……”

  爱好不少 情感世界很丰富

  在发射现场,不多的空闲时间里,刘竹生也有松弛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灵丹妙药”,就是欣赏从荒凉的戈壁滩上捡回很多极有沧桑感的树根和各种千奇百怪的大漠石。

  不要以为搞技术出身的总设计师们都是不苟言笑、专注火箭研究、有着哲人般头脑、在数据公式图纸堆里打转转的科学家。极具艺术家气质的刘竹生,爱好是很多的,情感世界也是十分丰富的。

  他喜欢绘画的爱好,在中学时就有了,画油画他很拿手,画的毛主席像栩栩如生,丝毫不逊色于专业水平,家里的桌子上还摆放着当年为夫人画的《青春少女像》。

  说刘竹生心灵手巧一点儿也不过分。他会修表。“我有一套修表工具,不仅给家人修,但凡相求的人,我都给修。”他房间的一只精巧的挂钟,就是他的得意之作。这只挂钟是他访俄罗斯时从旧货市场上买的,每逢报时时,就有一只小鸟跳动并发出悦耳的叫声。他说,这钟买回来的时候可以说是破烂货,后来经他一摆弄,竟成了稀罕物。

  “为了梦圆飞天,我把全家人都搭上了。为此,我有一种负疚感……”每每说到此时,刘竹生便有些哽咽。从他的生活经历中,不难理解他情感世界中为“梦”所产生的痛。

  刚结婚那几年,刘竹生和妻子王丽珍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妻子当时在天津教书,没孩子的日子还说得过去,无非是你来我往地把挣到的工资多捐一些给铁路上。后来,大女儿刘莞尔出生,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所吃的苦可就多了。那个年头,刘竹生夫妇遭受的磨难真应了一句话屋漏偏逢连夜雨。

  孩子出生不久,刘竹生便到东北一个农场下放劳动,一走就是两年。接着,王丽珍的二姐、四姐两家大人都被下放到外地的“五七”干校,王丽珍不仅要带自己的孩子,还要不时到北京照顾两个姐姐的小孩。这日子真不知王丽珍是怎么挺过来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们在天津的一间房子被震塌,王丽珍和两个孩子(小女儿刘蕞尔1973年出生)只好挤在学校操场上搭的一个窝棚里。之后,大女儿在天津得了肾炎。刘竹生得到这个消息犹如万箭穿心,感到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似乎降到他的头上。

  1981年,王丽珍调到北京工作,一家人终于不再分居两地。那时,3家人合住一套房,属于他们家的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烧的是蜂窝煤,但他一家四口挤在一起其乐融融。直到1985年,刘竹生的家庭生活才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分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全家人乐得欢天喜地。

  刘竹生感到自己最对不起的是小女儿刘蕞尔。小女儿在多灾多难的日子里长大,作为父亲,刘竹生几乎没有问过她的学业怎么样。眼看她就要考大学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又是航天专家,刘竹生认为自己应该扶女儿一把。可事情偏偏就那么不巧,女儿临考的那段时间,他不得不走,而且一走就三四个月。他接到了军令,火箭要发射,他这个火箭专家不能不到发射场去啊!结果,女儿第一次参加高考落榜了。刘竹生只好鼓励女儿:“没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没考好,咱们来年再考。爸爸一定帮你把这一仗打胜。”

  转眼间,又到了小女儿“冲刺”的阶段。而刘竹生又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发射任务,一走又要很长时间。小女儿对爸爸失望了,整个复习期间都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结果又名落孙山了。为了不使小女儿发生意外,不再让她受高考那份“罪”,刘竹生和妻子决定:让小女儿去上航天总公司的自费大专班。小女儿终于考上了这个大专班。哪知辛辛苦苦读完这个班,她又被告知教委不承认学历。这样一来,小女儿的工作便成了问题。这一连串对小女儿的打击,如同尖刀刺在刘竹生的心上。

  一天,航天总公司的领导到发射场看望大家,见到刘竹生。刘竹生对他谈起了小女儿的事。总公司的领导知道如果火箭专家在这个关键时刻带着情绪上战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便对刘竹生说:“这事由我们解决!一定解决!你放心好了……”

  听了这话,铮铮硬汉刘竹生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热泪。(文/杨 虹)(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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