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10月16日电（“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团记者邬焕庆、胡晓军）湖北省云梦县道桥镇，平川沃野，水网交织，是一个典型的江汉平原康庄小镇。

　　道桥在湖北很有名。道桥的“有名”，不是因为这里出产鲜美的莲藕、鱼虾，而是上个世纪末这里愈演愈烈的上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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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90年代，道桥各村积累的干群矛盾日益激化，一些农民在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后开始上访。道桥农民上访逐渐在90年代后期形成高潮。仅在1998年，道桥镇就有44批103人次到省、市、县三级上访。也就在这一年，烟墩村的一名上访户更是集合了109名村民到县法院状告镇政府“违法”。此事被某媒体以“‘110’状告镇政府”为题报道后，在湖北当地引起轰动，道桥也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上访镇”。

　　5年后的金秋，我们踏进了这个“名”镇。眼前的道桥，山水依然，良田依旧，但这个昔日的“上访镇”已经变成干群关系和谐，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模范镇。

　　刘木林，这个当年揣着30块钱屡屡到省城武汉告状的老上访户、如今镇里有名的致富示范户，在晾晒满了金灿灿稻谷的镇政府大院里，笑眯眯地向我们讲述了家乡的变迁——

　　其实现在想想啊，当年由于我们的“功劳”，给道桥戴上了“上访镇”的“光荣”帽，确实让当时的镇党委、政府面子上过不去，我们自己脸上也无光。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干部们能像现在这样，我们根本是不会去上访的。大家都说我们农民最讲实惠，确实是啊，上访其实很不划算！上访一次，别说到省城、市里了，就是去一趟县里，误工不说，还要在行上、吃上贴钱，亏大了哟！所以记者同志你们该晓得，农民是不会无缘无故上访的，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横心硬去的。

　　我当年上访也是被逼出来的。五六年前，我所在的彭村，那是一团糟。那时有一个顺口溜：“村委干部年年更换，村级财务本本混乱；农户群众年年告状，干部群众思想涣散。”作为老村干部、退伍军人，眼看着村干部蛮横霸道，乱收费、乱抓人、乱抢东西，用村里的钱大吃大喝，我坐不住！我开始是到镇里去反映。没用啊，甚至连镇干部的面都见不到！我怨气是越来越大，我想，共产党的天下总该有个管事的地方吧。心一横，我就去武汉了，而且打算如果村里的财务混乱、村干部作风粗暴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就一直上访下去！

　　但我没想到的是，事情从2000年开始出现变化了。那一年，县里、镇里的干部都到各村里来了。他们一来，首先就走户串门，了解村里的大情小事。随后，就把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干部撤职了，并且组织各村进行“海选”，让我们自己选出信得过的村委班子。这个事一办，我心里的怨气就消了一大半了：这是干部尊重群众的意见啊！接下来的事就更让我们高兴了，镇里派出专门的会计班子，到各村审查财务。村里的财务，是村民最大的疑问，很多人上访就是因为村里财务不明不白要求公开。没过多久，各村的账目就全部公开了，一笔一笔的清清楚楚张榜公布。那账和大伙心里的账一对，马上心里就开朗。一个大问号就这样消除了。

　　这两项工作一做，村里的民心也就慢慢顺了，心呢也就慢慢齐了。我们想，这下，干部们该撤回去、不进村了吧？不！你们想不到吧，干部们居然从此就和我们常来常往，真心实意地和我们交上朋友了呢！

　　2001年春节，常来我家坐坐的镇里的夏书记又到我家里来拜年。他问了我很多生产上的事、村里发展的事。临走给了我张卡片，卡片上有他的手机号码。夏书记说，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找我。记者同志，人家这句话可不是顺口随便说说的，是实打实的。为什么啊，人家真帮我办了实事！2001年底，我想搞个洋姜的加工作坊，缺资金。我就去找夏书记。老夏二话没说用自己家的房子做担保给我贷了2万元的款，加工马上就搞起来了，现在每年有好几万元的收入。还有，我挖地窖总解决不了渗水。人家老夏听说后，跑了好几里路陪笑脸、自己掏腰包请吃饭把省里正在我们这修桥的工程队的师傅请来了，马上给我搞好了。

　　你们别以为我得了好处才这么说啊。在我们道桥每个干部都包了两、三个村民。每个村、每个村民都有干部驻点帮扶，每个人都有一张干部的电话联系卡。干部们上门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经济是常事。

　　现在我们道桥，干部和群众成了知心朋友。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怨都成了干部自己的事，人心是齐刷刷的。大家都说，干部们总是把实事办到我们农民心坎上。

　　你们问什么？还有没有上访的？你们看看这个我们镇政府院子，晒的都是村民的谷子呢！你们看到过别的地方有农民大模大样到政府的院子里晒谷子、干部还帮助耙收的吗？摇头了是啵！那你们说，这样的地方还会有上访告状的么？（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