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总设计师--徐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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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克俊，1943年出生，湖北武昌人，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从事运载火箭、卫星、导弹的测试发射工作，曾参加我国洲际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和导弹的发射，参与组织指挥我国洲际运载火箭、人造地球卫星、导弹的研制、定型飞行和“神舟”号飞船发射等国家级试验100余次，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获部级科技成果奖10项。原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总工程师、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总设计师。

　　记者：参加航天工作这么多年，您还记得解决的问题大约有多少？

　　徐：大的问题可能有几十个吧，小的问题很多，数不清了，总有数百个吧！

　　记者：其实航天没有小问题。

　　徐：说句实在话，航天领域当中，只要是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哪怕是非技术性的非常简单、非常低级问题，如果你没发现，没解决，就会捅出大篓子。

　　记者：现在搞载人航天，要求比以前更高、更严。

　　徐：是的。载人航天比起其他型号试验任务要严格得多，一般的卫星工程都不能和它相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承担载人航天的发射任务，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机遇和挑战。

　　记者：载人航天发射场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七大系统之一，1992年刚刚启动论证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徐：当时我担任试验技术部副总工程师的职位。北京组织载人飞船的立项论证，我们发射中心派出了一个小组参加，我是其中成员之一。

　　记者：你们当时都参加哪些论证？

　　徐：我们主要参发射场组。因为发射场就定在我们这里建，要我们拿出发射场的建设方案。

　　记者：当时定发射场的时候，为什么选在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徐：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863计划”的概念性论证中提出搞载人飞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选点了。候选点共四个：酒泉、西昌、苛岚(山西)、海南，到底定在哪里作为载人航天发射场，几家都在争。这中间牵扯到很多因素，一方面这项工程当时还没有公开，要利于保密；另一方面，发射场的选定还牵扯到着陆场、火箭残骸落区、逃逸救生落区等各方面的选择。发射场尽量要开阔，周围居民要少，落区也要选人烟稀少、地域开阔、平坦的地区。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最符合条件的，基本算是确定了。所以后来发射场论证的时候，只有苛岚来了一个人参加发射场的方案论证，其余两个地方都没有来。

　　记者：你们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徐：当时就这几个发射场的实力来看，我们还是很有一定把握的。确定在这里建，我们当然很高兴。那时发射中心主任是李元正，他当时提出说，我们一定拿出一个国际先进的航天发射场论证方案，争取主动。一直以来，我们多段运载火箭的测试发射都是在水平状态下，一截一截地测、一截一截地装、一截一截地配。技术区准备完了，转到发射区，还要重新总装、测试，重复工作多，耗费时间长，非常麻烦。我们那时候想，能不能在技术区就把火箭吊装起竖、对接组装，测试完了也不用拆，就是发射状态。然后就是怎么把飞船和火箭垂直整体转运到发射区。

　　记者：当时垂直整体转运的不多。

　　徐：不多，但是已经有了。那时还没有“三垂”这个概念，只是简单有这么个想法。另外还有一个想法是搞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技术。这在当时也比较难，因为那时电脑、光纤都很少用。以前我们的地下控制室离发射工位只有几百米远，很危险。如果能在一两公里外远距离控制，就安全得多，这在外国早就有了。

　　记者：我们所说的“三垂”的概念是针对哪三个方面说的？

　　徐：是指产品的技术准备，包括总装、测试、转运都是在垂直状态下完成的，即垂直总装、垂直测试、整体垂直转运这三个方面，这在我国没有先例，以前我们都是水平状态下操作的，最后到发射区才开始起竖。

　　记者：当时国际上有没有这种模式？

　　徐：有，但不这么叫，开始我们也没有接触到这些资料，可以说我们的这些想法和他们不谋而合。后来我们去北京参加论证的时候，才看到外国的这些资料。俄罗斯是“水平整体模式”，就是水平状态下进行总装、测试，然后水平整体起竖；美国还有一个是“固定模式”，建了一个很复杂的活动勤务塔，火箭一进场就开始起竖，固定在发射架上。等测试完后，直接加注发射，不存在转运和重复测试的问题。但这种方法有两点不好，一个是火箭飞船占用发射平台时间太长，发射频率不高。再一个是安全性差，一旦火箭在发射台爆炸，损失将非常惨重，整个发射场、地面设备全毁了，很难恢复。所以他们这个发射场建成后用得也不多，基本就废弃了。当然，美国后来发射阿波罗飞船时又建了最早具有“三垂”特征的39A发射场；日本只是火箭垂直准备，卫星则单独转运，到发射区再进行组装，叫“日本模式”；法国阿里安发射场叫“垂直准备模式”，即垂直组装、垂直测试、垂直整体转运，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垂”,建设时间大致和我们相当。所以我们当时提出的“三垂”模式，确实代表了一种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很先进的。

　　记者：你们当时提出这种大胆的构想，是不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徐：是的，发射场的论证是阻力最大的一个。当时我代表论证组汇报，我们的论证方案总体组通过了，但评审组不签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重大的创新,在发射试验技术上将实现重大的跨越式发展,难度大。

　　记者：这种模式设计难度和经费较多主要表现在哪几个突出的方面？

　　徐：主要是“三垂”模式和远距离控制发射。飞船、火箭、逃逸塔，还有发射车，加起来近70米，要实现垂直总装、垂直测试，首先要求建设大的垂直测试厂房,还有厂房大门怎么设计？六、七十米高的东西要能出来，还要兼顾密封性。另外考虑到将来多发任务同时发射的可能，需要多个总装测试工位和转轨装置。还有一个是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实际上是远距离控制搞自动化。那时电脑、光缆用的不是很多，都很昂贵，要搞就得下很大的决心。

　　记者：当时争论最大的是什么？

　　徐：争论最大的是垂直整体转运，用什么车。美国的转运使用履带车，能够360度转弯，对路面要求低，公路路面可以起伏。履带车自重2700吨，驮运能力5000吨，他们把整个地面设备全部放在车里,带着电源和电缆摆杆，技术区测试完后随火箭一起转运到发射区,这样就不用再重新连接、重新测试，很方便。这种车发射时要求减震非常好才行。这么庞大的转运车，设计复杂、规模大、投资高、技术难，我国当时的技术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记者：如果要设计建造这么一辆车，大约需要多少资金？

　　徐：美国的大型履带车造价两亿多美元，相当于16亿多人民币。

　　记者：我们现在的转运车呢？

　　徐：现在的转运车750吨，从设计、建造，全部下来大约两千多万元人民币。

　　记者：当时还有其他的方案论证吗?

　　徐：有。当时设计单位提出还使用水平分段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我们以前的做法沿袭过来的，造价低，技术设计上相对成熟，也简单些。但这种方式重复工作量很大，技术上没有大的进步,对载人航天这样的大型发射试验也不适合。有人说用俄罗斯水平整体转运方式也行，但人家的惯性控制用的是捷联装置，我们现在使用的控制装置不能放倒，否则减震装置受不了。如果要水平转运，控制还得单独卸下来转运，到发射区再组装。否则就得花大力气解决，给火箭带来了许多技术和测试上的不便。

　　记者：但是后来我们的发射场还是采用了“三垂”模式和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经费是怎样降下来的？

　　徐：其实大家对我们提出的发射场建设模式在技术上是很赞同的，只是在经费上有些担心。所以我们想，搞我们中国特色的先进发射场，把经费降下来，同样可以实现“三垂”。第一个先从总装测试工位入手，就是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解决垂直总装和垂直测试问题。美国阿波罗发射场有四个测试工位，我们用不着那么多，有两个就够了。另外根据我们戈壁滩的地质气象情况，垂直厂房不用搞钢结构，钢筋水泥就可以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而且防风沙能力更强。第二个是垂直整体转运，怎么解决转运车，这是最关键的。一开始我们想吊着走，这样对转运车和路面的要求都低一些,但是这样可能对船、箭受力带来麻烦。美国他们用履带车，减震好，对路面要求低。履带车无非就是平稳，消除路面状况带来的震动，我们可以用铁轨，这样路面可以做得很平，对转运车的要求也降低了。第三个问题是前置设备。履带车载重量大，美国人把前置设备全部放在车上，带到发射区。我们的转运车放不下，怎么办？后来考虑搞两套前置设备，一套放在技术区，另一套放在发射区地下室。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发射区地面设备的可靠性怎么验证？技术区都做过了，发射区的地面设备还没用过。这个问题好解决，我们在发射区增加一次总检查测试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转运车不带设备，不搞悬挂，不搞减震装置，电车驱动，就可以做得很简单，把设计难度、设计经费全降下来了，形成现在这种模式。

　　记者：我们花了比较少的钱，同样建成了世界先进的航天发射场。

　　徐：是的。当时领导决心也很大，他们都去国外考察过了，听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十分赞同。他们当时说先暂定，然后再进一步做工作。这个决策很关键，等于发射场方案有眉目了。

　　记者：这是什么时候？

　　徐：这已经是1993年了。后来为了落实这个方案，我们又派人去日本考察。日本的发射塔建得非常精致，非常漂亮，全部自动化，但他们当时没有实现完整的“三垂”。

　　记者：要实现“三垂”的确很难。

　　徐：对。那时候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其他六大系统都有一致的同意方案，发射场还有意见分歧。后来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要讨论了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航天发射能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航天发射场。这篇文章后来被钱学森看到了，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还写信给当时的科工委机关负责人，这对发射场的建设方案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后来国外考察的同志们回来后，也建议搞最先进的，最后决定搞“三垂”。

　　记者：很不容易。

　　徐：这么大的工程，技术突破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困难，要创新一门技术，冲破传统的观念就更困难。首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技术上能够实现，经济上又能够保证，各个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到。

　　记者：大家都知道，“豆腐渣”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时有报道。您作为发射场总设计师，又是质量控制组组长，当时是怎么抓这项工程的建设质量的？

　　徐：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项工程是我们发射中心的支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种标志。这项工程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航天的形象。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质量监督体系，首先从原材料、设备货源抓起，一次承建，中间不能有二手承包，保证把钱都花到工程上，确保工程质量。

　　记者：这中间有没有出过质量问题？

　　徐：也有。那是1997年，加注系统安装调试的时候，发现加注管路的一个阀门密封性不好，举一反三，发现这批阀门都存在工艺生产质量问题。这是直接影响加注安全的大事，阀门一旦泄漏，轻则影响发射进程，重则起火爆炸，甚至引发箭毁人亡的重大事故，所以我们当时就果断决定，全部拆下来返修、更换。加注管路阀门500多个，在后续四次无人飞船发射过程中，火箭加注一滴不漏，创造了我国航天发射中最高的水平。

　　记者：我们现在这个发射场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徐：我们这个航天发射场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亚洲也是第一。不光是建筑方面，我们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点火”都是自动程序，可靠性高、安全性能好。指挥控制间的一个计算机主机系统可以同时指挥2-3套前端设备，完成对火箭相关系统的测试、发射准备，并最终控制发射。目前，国外的大型航天发射场都采用这种模式，这也是我们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特征。

　　记者：目前我们这个载人航天发射场能不能适应将来的空间站发射？

　　徐：将来要发射8-10吨的空间实验室，目前的发射场都能够承受。现在的各项科技发展都非常快，航天当然也不例外，未来要发展更大的航天器、运载器发射，可能需要扩建或者重新建设更大规模的发射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