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龚明义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为教育乱收费说话了。

　　读了他在10月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反对教育乱收费的另类思考》，笔者第一感觉是，茅先生对重点学校（高质量教育）的高（乱）收费，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业已存在的富人教育经济观。认真拜读此文之后，笔者认为，此文更多是表达了一次"理性的谬误"。

　　茅于轼先生在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示，对教育乱收费整治多年，见效缓慢，"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策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承认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只是反对乱收费，就容易把应该收的费也禁止了。" 什么是"应该适当收费"呢？茅先生没有明确的表述。

　　但是，他接着写道："要想解决增加教育经费总量问题，除了增加政府拨款之外，更应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其实，这条路是畅通的。因为正在富起来的许多家庭很愿意为孩子花钱买教育，但要求是高质量的教育。所以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解决，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拨款。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效率，也有利于公平。这种收费不但不应该算是乱收费，而且它恰恰是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

　　是不是像茅先生说的那样，有了高收费后，就能省下经费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呢？事实告诉我们，可能性极小。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全国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收费者均为"高质量教育"重点学校，但同期贫困地区教育并无明显的改善，目前我国仅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2000多万，这还不包括需要资助的城市青少年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如此巨额的高收费到哪里去了呢？又产生了什么效益呢？近些年来的教育质量状况与社会各界对教育行业的看法，确实值得我们的相关专家、包括茅于轼先生在内的经济学大家去认真分析研究。但有一点笔者敢于断言，存在问题的根子绝对不是"高质量教育没有实施高收费"。

　　茅先生还十分肯定地说，"有人反对高质量的教育高收费，认为这对穷人不公平，因为穷人也应该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种意见似是而非。"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存在贫富差别的"。存在贫富差别，并不等于应该允许公共教育也对等地存在同样的差别。富人有钱，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可以高薪聘请名师辅导自己的孩子学习文化知识，甚至可以专门建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孩子。全国各地近年来不是出现了不少私立贵族学校吗？富豪们的孩子可以到那里去求学啊！而公办重点学校，是公民共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是靠政府和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培育出来的，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不能把公共的优质教育资源去让极少数富人优先享用，更不能听任少数重点学校凭借手中掌握的公共优势资源为自己发财谋利！

　　"首先让穷人有机会成为富人，同时用各种政策让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是茅先生为穷人开出的"药方"。这个"药方"看似关心穷人，其本质上是让穷人永远成为受施舍的对象。众所周知，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与他人的知识差距，基本上就决定了两者间的财富差距。更不用说，任何一个读书人都知道古人总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改变命运，如果剥夺了穷人受教育的公平权力，无异于堵塞了他们脱贫致富的主要通道。

　　富人教育经济观的危险在于，它让金钱至上的观念统治了教育，破坏了我国教育"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而且"有钱却学习上很糟糕的学生"占居了好学校，必然要破坏优质教育资源（茅先生认为对此"不必担心"），是一种倒退；同时，学校认钱不认人，会导致许多教育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优秀适龄青少年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两个方面对人才培养当属灾难性的打击。观察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许多对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伟人都出自于贫寒之家。温盖特说"如今居住在纽约的名人当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农村来的。这种情况不只是纽约如此，像伦敦、巴黎、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日本知名作家德富芦花说过，"只知积财的国家终究要灭亡"，同样的道理，优先认钱的教育对国家的繁荣富强也会是有害无益。

　　茅于轼先生三年前发表过《百姓需要正义》一文，其中说："群众的观点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有区别，并不能说明谁对谁错，群众对专家们的见解并不能提出反驳的理由，但专家面对群众强烈的道德情操也无法拒绝。我们的社会终究主要是由群众组成而不是专家组成的。群众的要求是无法抗拒的……谁能将正义提供给人民，谁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为政者不懂得这一点将是危险的。"同样，一个学者忘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也是危险的。希望茅先生不要这样对富人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