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凤亮广东东莞市某镇一位七旬老太被宠物狗咬伤，月余即发狂犬病身亡。于是镇政府发出“杀狗令”，并责令各村成立“捕杀犬只专业队”，捕杀全镇所有犬只，然后按照规定将其焚烧深埋。（10月16日《信息时报》）

　　报道中提及此次杀狗行动是一种“人道毁灭”，部分村民也对这一做法反应强烈。然而普遍的现实状况是，犬只的滥养导致管理和防疫的成本过大，相应工作严重滞后，黑户犬以及未经免疫的犬只大量存在，尤其是在广大农村问题更为严重。与这种杀狗行动相比，面对狗患猖獗而不采取果断措施才是真正的不够人道。

　　缺乏严格限制的滥养犬只，对社会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它让我们付出了珍贵的生命代价，而要对养犬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防疫，以及被宠物伤害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则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即使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人们在养宠物问题上仍然有一种似乎无法割舍的情结。仅仅为了增添一点生活情趣，就宁可接受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健康隐患？我们对待宠物的“爱心”到底价值几何，如果面对人的死亡无动于衷，而独独对宠物怜爱有加，这种爱心是虚伪的。

　　对待狂犬病的态度和对待非典相比，就会有一种极大的反差。如果某一种宠物可能携带非典病毒的话，恐怕对其杀无赦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对于病死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狂犬病，有人却会出于所谓的爱心和人道而不忍杀狗。有人也许会说，只要管理和防疫工作跟上，是可以预防狂犬病发生的。但这在全国范围内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在大城市也仍然存在黑户犬和未免疫犬。

　　由于犬只的免疫率极低，被狗伤害后一些人没有及时注射狂犬疫苗，加上某些地方的狂犬疫苗储存不当，就很难保证预防狂犬病工作的万无一失。禁养和限养犬只是预防狂犬病的关键所在，为了维护百姓的生命健康权利，在听取民意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