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10月14日结束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将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改革的理念和韬略展现给世人。强调协调发展是本届全会部署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大计的重要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协调发展被赋予了更加具体的内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对于“五个统筹”，反应最强烈的也许是社会学界了。早在1990年，社会学界的有识之士便根据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要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发展观念。

　　“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说。

　　李培林是最早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学家之一。十多年来，这位留法社会学博士多次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呼吁，“必须把社会发展列入政府中心工作”、“调整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五个统筹”的背景分析

　　对于中国改革的路径设计，从一开始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始终认为改革必须要付出代价，而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便是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增长的代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观点影响并左右了我们的政策取向。

　　这一流行甚广的观点并非是空穴来风。经济学分配理论中有一条颇为有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其大意是，在经济快速起飞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急剧扩大，但当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状况。

　　这一理论给中国经济学家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学界所做的所有长期预测中，都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变化也将符合这条变动曲线，即在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符合发展规律的拐点。

　　“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但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短期内这种差距有缩小的任何可能。”李培林说。

　　更让令人担忧的是愈来愈大的城乡差距。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不但和WTO接轨，而且还和信息知识经济接轨，而信息知识经济的发展能够使资本积累的周期大大缩短。这导致最先和信息知识接轨的那部分人能更快地发展。

　　“而在农村”，李培林说，“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农民人均收入要在20年后才能达到2000年城镇人均收入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在20年以上。”

　　李培林分析道，本次三中全会“五个统筹”战略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增长本身要求必须解决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

　　李培林认为，在一个经济立国占主导思想的国家，如果协调发展只是本身有价值而对经济增长没有价值，那么很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增长不等于发展

　　在李培林看来，“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和变化。在那些一直以追求GDP增长为工作中心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五个统筹”会不会使我们的整体发展速度降下来？对此，李培林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各种经济指标中，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总量指标，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许多福利总量的损失，GDP都难以反映出来。”

　　李培林进一步阐述道，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观的转变，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

　　据李培林介绍，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的规划报告和1970年第二个发展十年规划的底本，也都是强调“先增长后分配”。但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发展战略的局限和带来的问题日益明显：资源浪费和短缺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贫富差距悬殊、产业结构畸形、债务有增无减。很多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如平民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往往被作为增长的代价牺牲掉。这样就形成了“有增长而发展”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7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替代发展战略”不断出现，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是一种最新的“替代战略”。

　　李培林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譬如我国现在总体上已成为淡水资源非常紧缺的国家，过去东北地区从不缺水的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现在已普遍出现缺水的状况，而且这种情形仍在蔓延，很多城市已在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

　　今年年初暴发的SARS危机更是让全社会认识到，不仅是我们的公共卫生和防疫系统存在重大疏漏，也不仅是政府信息披露迟缓和处理危机事件能力不尽如人意，而是我们整个发展战略出现了严重失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地做出了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决定，在今年SARS的经验总结会上，胡锦涛主席坚定而明确地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

　　增长优先还是发展优先：两难的选择

　　李培林认为，落实“五个统筹”的总战略需要制订多种政策与之配套。对于政府部门来讲，能够动用的最有效手段是财政分配。

　　但我国目前从总体上来说，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资金都十分匮乏。在这种资源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过分地加大税收负担来获得财力，就会削弱我国在残酷的全球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所以，在落实“五个统筹”战略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对资源和财力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就会使我们的发展走入另一个陷阱。

　　为此，李培林建议，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

　　“我们现在只有经济核算而没有‘社会核算’，这样的核算体系只能让我们了解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但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道，那些依靠国家财政运转的大学、医院、新闻机构、文化团体、科研部门，乃至一些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是赔还是赚？它们在资源和财力的使用方面是有效率的还是浪费的？而这些内容，主要属于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对它们的测算应该归属于‘社会核算’体系而不是经济核算体系。”

　　李培林说，只有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核算”体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科学的体系，才能使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战略真正落实到实处。

　　以人民福祉的增加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

　　三中全会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必将给各级政府带来新的挑战。“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社会发展是‘软’道理，经济增长是赚钱的，社会发展是花钱的，不挣钱哪有钱花？“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过去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中，往往把他们的业绩与当地GDP增长的速度联系在一起。

　　这种片面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短期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一些领导干部在他的任期内拼设备、拼成本、拼资源，以此换来了很高的GDP增长，却把一大堆难题留给了他的下一任领导。有人对此做了生动地描述：你在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坑，GDP增长了100元，然后你再把这个坑埋起来，GDP又增长了100元。

　　“现在”，李培林说，“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意味着要以人民福祉的增加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不是GDP增长的单一指标。”

　　此外，李培林认为，“五个统筹”对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国已不再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经济走上了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责任，也不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去做各种产业投资的计划，而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

　　“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李培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