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刘鉴强

　　9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

　　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

　　许多新闻界人士说，这反映了新华社纯洁队伍、维护形象和职业道德的信心和勇气。

　　县领导亲自行贿

　　2002年6月22日下午，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0＃脉王全全井发生特大爆炸，38名矿工死亡。矿主将矿工遗体冒雨掩埋、毁尸灭迹，并破坏爆炸现场。其后几天，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和职能部门置事实于不顾，以“2死4伤”的结论上报。

　　据知情人透露，新华社山西分社在得知繁峙发生矿难的线索后，考虑到山西矿难较多，而且矿主往往会瞒报重大事故，特意派出一支4人采访小分队，负责人是有矿难报道经验的采编部副主任鄯宝红，其余为摄影部副主任安小虎、音像部主任王东平和政文部记者谭旭。

　　6月24日晚，采访小分队赶到繁峙县。县委书记王建华对小分队热情接待。当晚及25日凌晨，王建华分别到鄯宝红和安小虎的房间。寒暄过后，通报了“2死4伤”的情况，并请求予以关照，随即往两人的手提包中各放了两万元现金。

　　与此同时，24日晚9时，县委书记王建华还嘱托忻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有恒：“矿上出事，有记者去了，请胡部长去协调一下。”

　　胡有恒当晚给《忻州日报》的一位记者打电话，要他陪自己第二天去繁峙。第二天一早，两人及一个司机赶到繁峙，与新华社的记者会面，并一起参加了县委、县政府召开的情况汇报会。汇报的内容仍然是“2死4伤”，一般事故。

　　一位当时参加汇报会的知情人对本报记者说：“当时县里的人一点慌乱的感觉也没有。”

　　胡有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并不了解矿难的真相：“如果知道真相，我根本不会去。”

　　开完会，新华社记者与胡有恒等人去了砂河镇的矿难现场。

　　就在这一天的采访中，几位记者得到了一份117名下井矿工的名单。这是一个重大的线索。事后一位因受贿受处分的记者说：“得到这个线索，是我们立的一功。”

　　另一位知情的新华社记者证实，后来这几位记者把这份名单交给了中央联合调查组。

　　但是当天，收受了两万元的鄯宝红和安小虎并没有顺着这个线索调查下去。就在采访小分队返回之前，鄯宝红对胡有恒说：“看来是‘2死4伤’，也没什么事情了，我们回去了。你给县里说一声，给小弟兄们弄点土特产吧。”

　　胡有恒对本报记者说：“当时也不知道鄯宝红和安小虎已经收了钱。现在看来，他们想要土特产，是因为别的人没收到钱。”

　　胡有恒找县长王彦平商量。王彦平说：“新华社记者，土特产哪能打发得了？要不每人给5000块钱吧？”

　　胡有恒说：“钱可不敢，那是要犯错误的。”

　　王彦平说：“繁峙是万两黄金县，要不给点纯金纪念品？有纪念章，一两百块钱，有脖子上挂的弥勒佛像，二三百块钱。还有小金元宝，千把块钱。”

　　胡有恒说：“就弥勒佛吧，太贵了不行。”

　　后来发现弥勒佛像已经没有了，王彦平就让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丁文福拿了8个金元宝，准备分给胡有恒1个，胡的陪同1个，另外新华社的4名记者及司机、实习生每人1个。事后得知，那些金元宝每个28克重，价值2400元。

　　胡有恒当晚将金元宝送给鄯宝红。鄯宝红对胡有恒说：“新华社的司机和实习生就不要给了，这两个先留在你那里，等到8月份我有客人上五台山时当礼品。”

　　后来，中纪委和山西省纪委对胡有恒进行“双规”时，将这两个金元宝定为“胡有恒没有送出的礼品”。

　　新华社很快收到举报，中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和新华社监察局立即成立调查组，对4名记者的违纪问题进行了调查，并给予鄯宝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安小虎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分别给予王东平、谭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矿主用钱堵记者

　　新华社记者并非是最早到达现场的。2002年6月23日，《山西经济日报》记者苏勇和《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站长刘玉柱以及刘的另外两个同事白建芳、阎珍寿赶到矿难现场。“当时有很多老百姓，都不跟我们说话，一问三不知。”刘玉柱对本报记者说。

　　后来来了一个繁峙县通讯组的人，带刘玉柱等4人回到了砂河镇，并告诉他们调查结果出来了，“2死4伤”。当晚4人住在砂河，食宿费由繁峙县方面出。

　　第二天，4人到了附近的代县办事，繁峙矿上一个人追到代县，送3万元钱给苏勇等人。苏勇对刘玉柱说：“繁峙方面托关系，请你们千万不要做公开报道。”苏自留8000元，同时将剩下的2.2万元现金，分给刘8000元、白7000元、阎7000元。

　　刘玉柱事后对本报记者说：“苏勇就是繁峙人，当时觉得他们是老乡，有交情，就收下了。到了7月份，才知道原来有重大隐情，我们就主动去退掉。”

　　至今刘玉柱没见过那个追到代县给苏勇送钱的人，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可能是矿主的人。”他说。

　　刘玉柱等3名记者将2.2万元还给苏勇，但苏勇一直没把这些钱退还。后来苏勇见繁峙矿难事件越闹越大，欲找当时送钱的人，但谁也不敢接回这笔钱。刘玉柱等3人只好将钱上缴山西省忻州市纪检委。

　　《山西法制报》社长郭玉朝告诉本报记者，报社已对3名记者作出处理，撤销刘玉柱记者站站长职务，建议原单位党组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刘的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原单位)；给予白建芳解聘留用察看处分；取消阎珍寿特约记者资格。但因报社人手不够，3人现仍在忻州记者站留用。

　　另外，《山西生活晨报》的3名记者魏停、樊武杰、郭龙也分别收受了5000元的贿赂。据上海《东方早报》报道，当时繁峙有关负责人和非法矿主只给3名记者1万元，但3名记者以3人分不开为由，打电话给款主，要求能否给1.2万元或1.5万元，最后繁峙方面又补拿5000元，每人平分5000元了结。

　　《山西生活晨报》社长贾玉瑞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对这3名记者的处理是一人除名，另两人留用察看。

　　据《东方早报》报道，矿主殷三的儿子透露，在繁峙矿难中，受贿的记者绝对不止11名记者，受贿数额也绝不止7万多元。发生矿难后，矿主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经搭上、议定价码后，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同一矿难报道，两重记者境界

　　虽然在矿难中有记者因受贿而“闭嘴”，但这次矿难事故，仍然最先由新闻界揭开内幕。

　　2002年6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和柴继军接到死难矿工亲属的举报电话后，立即赶赴繁峙。他们一到当地即被人跟踪。一天早上，旅店的服务人员惊慌地拦住刘畅，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但你们一来，就有人盯梢，一夜都没离开，你们千万要小心啊。”刘、柴二人不断转移，与遇难者家属秘密会面，得到了一份29人的死亡名单。

　　6月27日下午，陕西《华商报》的3名记者也赶到繁峙。一到砂河镇，即有3辆桑塔纳交替跟踪记者的车辆，后来又增加到5辆。

　　6月28日，《华商报》刊发了《山西金矿爆炸数十人遇难》的报道。中央纪委决定成立调查组调查此案，山西省领导也于当日赶赴现场。

　　6月29日，《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惨剧真相扑朔迷离——聚焦繁峙金矿爆炸案》刊出。此报道更加详尽而准确。看到报纸，忻州市副市长宣明仁令警方研究这篇报道，从中找到了部分搬运尸体者和目击者。宣明仁因此说：“《中国青年报》立了大功。”

　　今年9月29日，即在本报记者采访刘畅的当天，刘畅得知他与同事关于矿难的系列报道获得2002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6月28日在网上看到《华商报》的报道后，却没有发现新华社山西分社的稿件，于是当天下午从北京出发、次日凌晨4时30分赶到事故现场。早晨8时许，刘诗平坐上了当地政府一辆去矿难现场的面包车，车上是繁峙县的政府官员。在得知刘是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后，他们立即异常冷漠，并趁刘诗平下车了解堵车原因时将其扔在野外。

　　在其后的两天中，刘诗平的采访不断受到干扰。有人私下对他说：“就死2人、伤4人，不是什么大矿难，你采访比较辛苦，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好处。”有的人对他说：“根本就是死2人、伤4人，你如果乱写，有你好看的！”刘诗平回答：“我写我采访到的东西，你们敢怎么样！”

　　6月29日傍晚，刘诗平发出了《山西繁峙“6·22”事故协调领导组组长巩安库称事故死亡人数至少3人》的快讯。这是山西分社记者第一次进入现场5天来，新华社公开播发的第一条繁峙矿难新闻。

　　新华社一位资深记者说，当时山西分社意识到这是一场被隐瞒的矿难，立即派鄯宝红等重返现场。他们与总社记者配合，陆续写出了一批公开稿及内参稿。而此时他们尚未上缴受贿钱物。这位老记者说：“当他们不得不履行记者的职责，写出像《死不瞑目的控诉——山西繁峙6·22矿难追踪》这样的稿件时，想到怀里的两万元钱与金元宝，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6月30日，正在北京的山西省省长打电话给省政府，指示事故调查要借鉴新闻单位提供的线索。

　　7月2日，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在视察事故现场时说，感谢新闻监督，如果没有新闻舆论披露出来，至今大家还会蒙在鼓里。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说，在一个月里，先后到达矿难现场的全国记者有70多人。即便有记者因受贿而“失声”，当地官员和矿主也不可能堵住所有媒体的嘴。

　　另有专家指出，新闻报道渠道的多样化，是避免事故真相被掩盖的重要因素。如果类似的报道只能由一家媒体垄断，事故真相就很难揭露出来。这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成果。

　　记者为什么受贿

　　新华社一位资深记者分析：“他们受贿的根本原因当然是自身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因素。”

　　他说，山西经常发生矿难，而新华社山西分社在报道矿难方面也有经验，2002年上半年的富源矿难，就是山西分社揭开的黑幕。但是，这个小分队的着重点在矿主身上，却没料到当地领导也参与其中。

　　这位资深记者说：“如果不是当地的党政领导人送钱和礼品，而是矿主送的，你看新华社的记者敢不敢要？”

　　另一个是人情因素。鄯宝红说：“县委书记王建华和忻州市委宣传部的胡有恒与新华社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都是朋友，如果人家给了不要，是不是会说我鄯宝红这个人不怎么样啊？”

　　安小虎对本报记者说：“在报道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很难。”这次被处理的11名记者，全是山西当地人。

　　再者，一些记者对新闻界以权谋私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当自己成为行贿的对象，便即“笑纳”。本报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曾有两位记者说过大意相同的话：这种事太平常了，他们运气太差，如果不是碰巧有人故意隐瞒了大矿难，拿点钱物根本没什么。

　　记者在山西采访时，很多人认为这些记者受贿是因为他们当时基本相信了这是一起普通事故的结论，“如果知道是那么大的事故，他们绝对不敢收钱。”

　　针对“既然人家出手两万元，难道想不到其中会有重大隐情”的疑问，这些记者说：“‘2死4伤’也不是什么好事，当地政府也不想报出来。”

　　新华社70多年来罕见举措

　　有新华社老记者称，此次自曝家丑，是新华社成立70多年来罕见的举措。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说：“公布出来好！腐败官员都公布出来了，为什么对记者网开一面？”

　　新华社此次公布受贿记者姓名，并公布举报电话、电子信箱和通信地址，不但震动了新华社上上下下，也影响了全国新闻界。

　　另外7名受贿记者的所在媒体也迅速对记者作出重新处理，并对社会公布。9月29日、10月8日，中国记协、中央电视台分别对外公布举报电话，吁请社会监督。

　　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认为，在此事件的处理上，新华社的领导值得称赞。他说，新华社能够公布这件事，表明其维护新闻职业道德、“护牌”、“强牌”的决心。这也说明，要靠增加透明度，靠加强监督，才能逐渐减少和消灭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