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贾平凹和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南方都市报》上，曾有一个对话专栏，叫作“疾病也是一种哲学”，这是一个很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它让人产生很多联想——我首先就想到了法国思想家蒙田生命中的一件事，他曾经以极大的勇气忍受过一场非常痛苦的疾病。还有今天的病魔缠身、仍然写出为当今文学界乃至思想界所重视的《病隙碎笔》的作者史铁生……的确，“疾病”，这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种痛苦，有了“疾病”的人，往往能够比在生活的常时或说常态，可以更好地观照和领悟生命的真相，思索生命的本质意义，启迪人生的使命感。这应该说是痛苦给人带来的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吧？

　　贾平凹和谢有顺，更多的是谈到了“痛苦”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意义。他们的眼光，看得是非常广阔的，论及古今中外很多作家、艺术家的命运和遭遇，这些作家、艺术家之所以成就卓著，为后人所铭记，其中他们人生中的独特的“痛苦”经历，给予了他们信念、理想、尊严、勇气、精神力量方面的巨大助益。像曹雪芹、杜甫、鲁迅、托尔斯泰、卡夫卡、凡高等人，“自愿为痛苦役使”，他们都曾经历了刻骨痛苦的炼狱，拥有了痛苦的伟大智慧，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产品。此即张潮所谓“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应该说“痛苦”给予他们的思想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然而，今天一些作家，在生活中、在心态上、在精神价值的追求方面，却是正在回避着痛苦，远离着痛苦的体验，谢有顺把这样的作家叫做“轻松的作家”，而他的“作品是轻的”———“一个轻松的作家，没有重担压在他身上的作家，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作品是轻的，没有一个深刻的东西在里面撑着，作品就站不住，是飘的。”这应该说是已经指出了当今一些作家的作品思想和美学品格内蕴问题及其精神的现状。

　　无论是从宗教哲学的理论来看，还是人生的实际境况来看，痛苦，确实是存在的，是生命根本无法回避的。生活中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最常见的痛苦———这是肉体的痛苦。但除此之外，我们的生命中还存在着心灵的痛苦，精神的痛苦———生存欲求的痛苦，自我人格分裂的痛苦，个体与社会的疏离的痛苦，生活的焦灼、迷惘的痛苦，人企求扩展时间的痛苦，对“永恒”追问的痛苦；甚至，有的思想家认为，那些关注人类的命运、敢于怀疑自身人格、具有伟大心灵者的痛苦———英雄的生命的悲怆心情和崇高激情———超越了一般普通人的庸常、渺小的情感，这是一种伟大的痛苦……谁若否认了痛苦的存在，谁就是否认了生命，否认了人生，否认了生活的一部分本质意义。爱默生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参观过痛苦的展览所，他只见过半个宇宙。”

　　的确，痛苦，除了对于创作的美学意义外，它还更有思想的价值，它决定着一个生命对待世界、对待现实人生、对待生命的心灵态度。思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于生命的思想者而言，如果没有痛苦，就无法保持理性的觉悟和思想的敏锐。痛苦是思想的摇篮，是理性的助产者，是精神的温床……没有了痛苦，精神便是麻木的了，生命是死寂的，没有欲望的，没有生的力量的。我们说，痛苦是生命的一种智慧，就在于它有时是可以产生对人类、对生命的大悲悯大胸怀大智慧的。

　　仍然回到文学界吧。注意一下文学媒体上，已经出现了被誉为“伤痛的精神范本”的小说《拯救乳房》，有了“王蒙欢迎读者参观‘痛苦’”、“端详文学之痛苦”这样的关于作家与痛苦、文学与痛苦的讨论的声音。毕淑敏的《拯救乳房》，书名虽为世所诟病，但作家求证痛苦于生命价值的思想，我以为不容怀疑。王蒙写出了《我的人生哲学》，是希望和读者交流交流关于顺境、逆境的人生感受，但是，教人不太明白的是，对此有的论者却是以“王蒙尽情卖弄‘痛苦’？”这样的方式发问。似乎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一谈及“痛苦”，便是伪痛苦，便有做作、作秀之嫌。这是一种可怕的“痛苦”冷淡症。这至少说明了今天我们痛苦精神的缺乏，和关于痛苦理念的可贵。

　　现在有一些作家已经从“人类痛苦的大道上”弃甲而逃了，逃入安逸、愉悦的个人的小生活圈子中去。这就是那些轻松的作家，把玩轻、飘的作品，跌入流行时尚与消费的物质潮流之中，这些就如尼采所言，现在的人几乎连痛苦的想象都已无法忍受，渴望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寻求片刻的迷乱、狂欢，小小的疯狂与忘形……真正的、伟大的痛苦精神，不可能产生于这些所谓的小悲欢、小情调、小闲适之中，也难产生于时尚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之中。

　　今天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点痛苦的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