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档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公安局局长杨守文，因利用职权为嫌疑人开脱，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其徒刑七年。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私企老板谢磊，因弟弟谢枭惹下人命重案，便以金钱铺路，买通了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公安局长在内的数名办案人员为其出谋划策，后又买通证人出具伪证，使谢枭逃避法律制裁。

　　谢枭出狱后在当地有恃无恐，继续组织黑社会团伙为害一方。

　　当地群众纷纷举报谢枭团伙的不法行为。

　　2001年，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重新侦查。

　　2002年12月，谢磊、谢枭被人民法院判处有罪。

　　2003年3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绥芬河市公安局局长杨守文、绥芬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宋国君、绥芬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于军、主要办案人王济玉，在办理谢枭杀人案件中，利用职权为嫌疑人开脱罪责的行为作出终审判决：上述四人犯徇私枉法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2年6个月，有期徒刑2年。

　　私企老板谢磊，因弟弟谢枭惹下人命重案，便以金钱铺路，买通了公安局长在内的办案人员为其出谋划策，后又买通证人出具伪证，使其弟弟逃避法律制裁。两年后，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重新侦查，最终使错案得以纠正。

　　2003年3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绥芬河市公安局局长杨守文、绥芬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宋国君、绥芬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于军、主要办案人王济玉，在办理谢枭杀人案件中，利用职权为嫌疑人开脱罪责的行为作出终审判决：上述四人犯徇私枉法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2年6个月，有期徒刑2年。

　　弟弟惹下人命重案

　　谢磊，1988年毕业于哈尔滨电工学院，被分配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财政局工作。1994年，他辞职下海成立了汇达贸易公司开始从事对俄贸易。几年后，他的资产达到上千万，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

　　1996年，谢磊将弟弟谢枭安排在自己的公司任药店经理。

　　1999年3月初，谢磊公司招收一名叫陈永德的职员。1997年，陈永德因帮助某娱乐城老板王明军打架被劳动教养二年。陈永德被释放后以为王明军会对其感恩，可谁知王明军见到他后不理不睬。

　　1999年3月末的一天，陈永德带着同事来到娱乐城找王明军讨“说法”，被王明军一顿痛打。事后经绥芬河市公安局处理，王明军赔偿了陈永德8000元医药费。

　　1999年4月1日下午，去外地出差的谢枭回到绥芬河，听说陈永德等人被打一事后，当即给王明军打电话，要其到酒店送两万元钱“平事儿”，并为王规定了送钱不得晚于当晚20时的最后期限。

　　当晚20时，谢枭在酒店未见到王明军，当即纠集了陈永德等10余人，携带口径枪、刀、铁棒、木棒等凶器，乘车前往娱乐城。谢枭在车上告诉众打手：“给我往狠里打，只要不死人，出事我来平！”

　　到了娱乐城，谢枭率众打手冲到楼上。此时王明军知道谢枭率众前来的目的，马上组织手下程文昌、沈福辉、赵开玉、赵开东等人下楼阻拦，双方发生械斗。

　　械斗中，陈永德用刀对着程文昌的胸部和腹部连刺两刀，致其当场死亡。

　　死者程文昌经法医鉴定：生前被他人用锐器伤及左肺部、心脏及腹部脏器，造成血气胸、失血性休克、心脏损伤而死亡。这就是曾经震惊绥芬河市的99.4.1大案。哥哥出钱救弟弟

　　案发后，绥芬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闻讯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现场目击证人证实，谢枭组织、参与了此案。据此，办案人员立即将谢枭抓获。

　　1999年4月2日，绥芬河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将谢枭刑事拘留。

　　4月1日晚21时，谢磊得知刚刚回来的谢枭惹下了人命重案，马上从家里赶到酒店，在了解了案发前后的所有情况后，决定先把所有涉案人员都打发走，让他们逃得离绥芬河越远越好。可是这些人都说身上没钱，谢磊又分别给这些人拿了些钱，于是所有涉案人员连夜离开。

　　为救弟弟，谢磊决定从公安局内部下手。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绥芬河市公安局局长杨守文。

　　杨守文于1996年刚刚调到绥芬河当局长时，谢磊曾主动借给他一万元钱买房子，二人还算有些交情。1999年4月1日案发当晚，杨守文亲自赶到现场调查取证，对情况颇为了解。

　　4月2日，谢磊找到杨守文，请他网开一面，杨守文没有答应。

　　正当谢磊一筹莫展时，谢枭的好朋友、牡丹江铁路公安处的刑警张琪文来公司找谢枭办事。当他得知谢枭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后，便问谢磊要不要他帮忙。谢磊问张在绥芬河市公安局有没有朋友，帮助打听一下谢枭一案的内部情况。张琪文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就给他的朋友———绥芬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于军打了电话。于军正好负责谢枭一案的侦破、取证和抓捕工作，谢磊很快通过张琪文了解到了谢枭一案的内部情况：惟一指证谢枭在现场的是娱乐城叫沈福辉的员工的证言。根据这一情况，谢磊很快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此后，凡是涉及谢枭一案需要找于军做工作时，谢磊便找张琪文帮忙、疏通。张琪文知道谢磊在绥芬河的地位和声望，便趁机提出了条件：他正和老婆闹离婚，不想在原单位干了，希望谢磊能帮忙把他调到绥芬河公安局来，谢磊一口将此事应承下来。

　　谢磊深知，要救弟弟仅靠张琪文和于军是不够的，于是他又找到时任绥芬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的宋国君，送给他3万元钱，宋婉言拒绝。由于在宋国君那里吃了闭门羹，谢磊不得不再一次敲开杨守文家的门。这一次，谢磊试探着问杨守文：“杨局长，这个案子发生在我弟弟和公司员工身上，我想从公司拿出些钱安抚伤者、死者家属，你看怎么样？”杨守文当即回答：“这个办法好。你先拿钱把死者家属和伤者安排好，免得他们四处上访。”谢磊见杨守文这次态度有所变化，便进一步问：“那么我弟弟能不能办取保候审呢？”杨守文巧妙地“点拨”了他一下：“我们抓人要有条件、有证据，放人也要有条件、有证据。”精明的谢磊立时明白了杨守文的弦外之音，说了句：“我明白了。”便告辞而去。

　　谢磊为什么要安抚死者家属呢？99.4.1案发后，死者家属来到绥芬河四处上访告状，谢磊怕将事情闹大，于是便想出了安抚死者家属和伤者这一招。

　　第二天，谢磊从公司提出50万元钱，安抚住了死者家属和伤者。更重要的是，他还通过王明军做通了沈福辉的工作，要他改变指证谢枭在案发现场的证言，初步完成了杨守文所说的“条件”和“证据”。如此一来，只要再“摆平”公安局长就万事大吉了。局长帮忙

　　谢磊做好了一切铺垫工作后，马不停蹄地来到杨守文家，向杨通报了赔偿情况后问道：“杨局长，我弟弟被拘留10多天了，我又请了律师，是不是可以办取保候审了？”杨守文说：“取保候审可不是随便办的，得有证据。”谢磊说：“现在证人已经推翻原来的证言，他已经记不清我弟弟在不在案发现场。”杨守文沉吟了一下：“谢枭直到现在也没承认去过现场，证人又推翻了原来的证言，这正是研究对谢枭取保候审的好机会。我就此机会抓紧开会研究，在会上我一定帮忙。不过，这么大的案子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再找找下面有关人员做做工作，以防他们阻拦。”

　　在谢磊找杨守文的两三天后，杨便找宋国君详细询问了谢枭一案的侦破情况。听完宋的汇报后杨守文表示：“谢枭一直不承认参与了这个案子，同案犯又一个也没抓住，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处理下去吗？你们再去找证人核实核实，咱们可不能超期羁押啊！”

　　谢磊得到杨守文的授意后打电话找到张琪文，要求和于军见一面。谢磊对于军说：“公安局上上下下的工作我都已经做通了，证人也同意改变证言，现在就差你伸手帮忙，事后我定有重谢。公安局如果下次竞聘，我会托关系帮你当上刑警队长。”

　　第二天，于军和张琪文找来谢枭一案的主要办案人王济玉，商讨证言怎样改才对谢枭有利。最后他们决定做一份内容模棱两可、证明谢枭不在现场的证言。

　　当天下午，王济玉把沈福辉找到公安局修改证言：“我原来和谢枭有仇，第一次做证时想陷害谢枭，所以才说谢枭在现场，其实谢枭没去……”一份颠倒黑白的证言就这样出炉了。

　　第三天，于军拿着这份重做的证言笔录找到副局长张冯启和宋国君说证人翻证了。张、宋二人拿着这份证言向杨守文做了汇报。杨守文说：“这事得再跟法制科研究研究。”

　　之后，杨守文一直也没找法制科研究谢枭一案。其间，宋国君和于军几次去催问杨守文给谢枭办理取保候审的事。杨每次都说：“这个案子影响太大，对谢枭的处理决定必须要经过市委领导和政法委领导同意，咱们定不了。”

　　1999年4月19日，杨守文给市委主管领导和政法委领导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正在看守所检查工作，杨守文当即带人赶到看守所，向二位领导说明了谢枭一案的情况，并要求尽快研究。二位领导表示就在看守所开现场会解决。

　　会上，先由张冯启向与会领导介绍了谢枭一案的侦破进展情况，接着杨守文提出了对谢枭改变强制措施、办理取保候审的意见。大家见杨守文已经定了调子，自然也不好再提什么反对意见，最后一致通过了这项决定。1999年4月20日，谢枭被取保候审。

　　谢枭被取保候审后，谢磊先后送给杨守文10万元、宋国君5万元、于军1.5万元、王济玉4千元作为酬谢。

　　2000年秋，在牡丹江市公安局纪检委派人去绥芬河市公安局调查谢枭一案处理情况后，杨守文感觉大事不妙，又把钱退给了谢磊。

　　谢枭被取保候审不久，谢磊又得知于军要带人去外地抓捕谢枭的同案犯，托张琪文转交给于军两万元钱，同时让张转告于军：“请你们不要真抓，我给你们拿点旅游费，就当请你们出去玩了。”

　　2000年5月22日，谢枭被解除取保候审，他的同案犯陆续回到了公司上班竟然无事。经过此案，谢枭认为公安局上上下下已被摆平，谁也奈何不得，便重新纠集了一伙人，组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受到查处

　　谢枭及其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很快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一封封举报谢枭及其组织犯罪事实（包括99.4.1案件）的举报信寄往各级有关部门。公安部对此案极为重视，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并将举报信批转至黑龙江省公安厅，要求迅速侦破。黑龙江省公安厅立即把该案的侦破任务指派给牡丹江市公安局。接到省公安厅的指令后，牡丹江市公安局即刻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了专案组立案侦查。

　　2001年1月16日，谢枭再次被拘捕。谢磊得知后恐慌异常，再次出资数万元资助谢枭的同案犯出逃。2001年2月，谢磊又派人赶赴天津，给正在看护母亲治病的沈福辉送去1.1万元钱，再次要求其不要指证谢枭在犯罪现场的事实。但随着99.4.1案件涉案人员的相继落网，谢磊资助99.4.1大案涉案人员潜逃的行为也被供出，他于2001年8月18日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被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此后不久，杨守文、宋国君、于军和王济玉四人的徇私枉法行为也被举报到黑龙江省纪检委和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至此，一桩公安人员联手徇私枉法的司法腐败大案终于浮出水面。

　　2002年4月12日，中共牡丹江市委组成了市纪检委和市检察院联合专案组。同年4月18日、5月16日，分别将四人“两规”，由于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几个人很快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同年6月3日，四人被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02年12月20日，牡丹江市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分别判处谢枭无期徒刑；以行贿罪和妨碍作证罪分别判处谢磊有期徒刑4年和3年，合并执行6年；陈永德等同案犯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和1年6个月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3年1月3日，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分别判处杨守文、宋国君、于军、王济玉有期徒刑7年，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2年6个月，有期徒刑2年（张琪文、沈福辉和王明军等另案处理）。2003年1月，4人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3年3月，该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