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

　　昨日《华商报》刊登了《渭河成悬河祸起三门峡》的消息，报道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日前对我省三门峡库区进行了现场考察，在郑州召开的秦、晋、豫三省有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会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看了这则消息，笔者非常感动———作为一个国务院部门的负责人，能够用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尊重科学规律，能够用直截了当的语气勇于承认半个世纪前国家建造的工程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这很了不起！这个承认，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一个进步！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工。当初在设计建造这个工程时，理论界就曾有过较大的争论。早年曾在美国留学、时为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一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特别是渭河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三门峡水库还是在议论纷争中动工了。应该承认，三门峡水库的建成取得了一定效益，但是，水库很快就出现了泥沙淤积，黄河回水造成了上游的渭河河床不断增高，洪水屡次泛滥，仅今年秋季的渭河流域洪水就造成关中平原100多万亩农田被淹，30多万灾民被迫转移。另外，该项工程在航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也造成很大的损失。

　　很明显，索丽生副部长的说法等于肯定了黄万里教授等人当年的见解是正确的。这虽然很晚了，但还不是最晚，因为他的这番话，在全国各类工程量空前大幅上升的这个时代，为今天的水利等行业的科技工作者及各级官员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提供了警示。

　　如果站在中国当时国情的视角去考量，我们就会明白这样的事情几乎难以避免。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目光重新打量这件事，就会从所产生一连串的追问中得到启发———一个工程是否应该上马，是从发展速度或树立形象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是否能为百姓带来福利这个方面来考虑？在科学论证中，主持者是用先入为主的原则寻找支持者，还是抱着探索的精神尽可能多地寻找不同声音？还有，反对的意见是否应该充分尊重？当反对者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而他们的意见又是真理时（科学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杨振宁语），我们用什么机制来保障他们的真理得到采纳？当我们一旦明白某个工程的论证结果、决策甚至上马建成后的工程存在缺陷后，我们能否在最快的时间内予以纠正？

　　“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黄万里这句发自赤子之心的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