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吉俊，山东无棣人，1953年生，飞行器自动控制专业出身，硕士学位。原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站长，长期从事航天试验工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现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副总指挥。

　　记者：您刚接任发射测试站站长的时候，正面临着充实组建载人航天发射队伍、探索载人航天发射模式的重任，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崔：那时候面临很多困境，最大的困难还是人才问题。充实组建载人航天发射队伍是从1995年底开始的，大概在1996年初基本完成了编制调整，后来又招收了一些新学员，载人航天发射队伍才算是充实起来。我们招收的新学员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大型发射任务，没有接触过航天发射，所以没有任何经验。地面发射勤务队伍也大都是刚刚入伍的新兵，更没有经验可谈了。再说我们那时候执行大的任务也比较少，只有1994年和1996年发射过两次卫星。当时要求转业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很欠缺懂技术、有经验的专业骨干。

　　记者：这可能是发射场最大的局限性：没有任务就无法锻炼队伍。

　　崔：对。因为没有条件，好多东西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我当时提出来“以我为主、靠前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想发动大家积极主动、不等不靠，不怨天尤人，迎着困难上。整个队伍好几百人，我只能派一些骨干去学习，到研制部门跟踪产品试验情况。为了尽可能多培养、多锻炼队伍，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些课题研究。主要是发射场系统的软件开发，像加注供气系统的软件、非标准设备(垂直厂房的大门、垂直厂房和发射塔架的吊车等)的控制软件、测试厂房大型空调控制软件等。当时我们把主要技术力量集中起来，到设备厂家去，一边跟踪学习，一边开发软件。这个工作进行了将近三年才完成。这样我先培养起来一些骨干，再带起来一批人，逐渐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技术队伍。这个办法很有效，一方面锻炼了队伍，另一方面因为是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很熟悉，操作起来胸有成竹，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操作的安全性。

　　记者：火箭测试发射系统和地面设备系统加起来大约有几百个岗位，光靠几个技术骨干还不行。

　　崔：要培养出一支成熟的发射队伍，必须通过实际的操作训练。飞船发射前要先进行一次飞船、火箭和发射场系统的合练，这是培养和锻炼队伍的最好机会。所以从开始充实组建发射队伍起，我就一直盼着载人航天任务开始合练的那一天，从1996年盼到1997年，从1997年盼到1998年，终于盼到了合练开始。可是合练开始后，才感到我们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和预想到的困难、阻力都远远不够。

　　记者：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崔：概括地说，主要有六个方面估计不足。一是我们对工作难度估计不足。总认为我们有过去执行大型试验任务的经验，此次合练与执行卫星任务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二是技术难度估计不足。三是协调的难度估计不足。四是对组织指挥的难度估计不足。五是对管理的难度估计不足。六是对我们发测站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估计不足，对试验模式的探讨，我们过去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试验流程。以前都是以火箭测试为主线制定的，载人航天就不行。发射场好多工作都是同时展开，飞船测试、火箭测试、地面通信系统调试、加注系统测试，等等，时间上都不能有冲突。怎么组织、安排、协调，都要在流程上体现出来。后来我们指挥所研究，觉得飞船测试时间最长，就以飞船做主线制定试验流程。这些东西事先都不知道。

　　记者：要探索一种新的发射模式也很困难。

　　崔：对。我们搞了四十多年的卫星发射，有一套固定的发射模式，但这些东西对载人航天发射来说有好多就不太适应了。原来熟悉的东西突然不熟悉了，一下子觉得对工程特别陌生。载人航天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发射模式，怎么样组织发射、怎样组织指挥、怎样进行质量控制和安全控制，都不很熟悉，各种规章制度也不健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开始我们还是有点守旧，按原来发射卫星的指挥模式，由参谋担任火箭系统指挥。有一次匹配测试中出了点儿问题，作为指挥应该赶紧把人召集起来，分析解决问题。结果他宣布停止测试，不往下做了。当时张建启同志就跟我们说，由参谋担任火箭指挥，不能及时处理问题。载人航天工程系统庞杂，必须要创新一种适合于它的发射模式。后来我们就采取措施，把指挥升级，火箭指挥、0号指挥都由站领导担任。就这样走一步改一步，逐渐形成现在的指挥模式。

　　记者：合练虽然不是正式发射，但它却是进入载人航天工程发射的序幕，不亚于一次正式发射。

　　崔：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合练。载人航天工程技术十分复杂，参加单位又多，协调难、组织指挥难、管理也难。从客观上讲，不管是试验队还是我们，合练都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包括操作问题。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人员出现操作上的差错，为此我还专门把这几十年来在发射过程中出现的事故和问题罗列出来，让大家引以为戒，别人吃堑，我们长智。但是我们在合练中还是出了很多问题。

　　记者：合练当中大概出现了多少问题吧？

　　崔：我没有做详细的统计。包括技术问题在内，大概每个系统都出现了有十多个问题，个别系统更多。主要是我们的人员对整个环境都不熟悉，技术上也没有摸透，操作起来很盲目。另外有的人心理素质不是很好，操作起来很紧张，这样是最容易出错的。比如拔下“起飞压板”的事，我们操作手刚一听到“起飞”命令就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演练加注程序的时候，本来火箭都不在发射台上，是不加注的，结果操作手竟误把阀门打开，氧化剂一下子跑到塔架上，毒气都跑出来，很危险；还有人搬错了开关、插错了插头、敲错了键盘，粗心大意，造成厂房跑水，等等，什么问题都有。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我当时感到很大的压力，就想这么下去还了得？真正要发射怎么办？我们还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记者：您是不是心里也很着急？

　　崔：对。本来想尽快把队伍培养起来，结果出现这么多差错。操作差错是很危险的。以前我们的东方红卫星就是因为一个操作手失误，导致发射推迟了几个月。技术上有问题可以解决，我们测试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操作错误纯粹是自己制造问题，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弄不好就会砸锅。所以我那时候很着急，有点儿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记者：操作失误是最难预料的。

　　崔：其实就是思想上、态度上不重视、不认真，没有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比如插头插错的事，我们有一岗、二岗，还有抓总、指挥，这么多关口检查，都没有发现。所以我当时跟大家说，我可以原谅你们年轻，没有经验，但我不能原谅你们不认真，不尽职尽责。如果由于我们的操作失误或管理上的漏洞，导致合练失败，就证明我们发测站没有发射飞船的能力，只能够玩玩小火箭、打打卫星，管不好新的发射场，不适应新的试验模式。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合练目标：组织计划严密，指挥协调准确，试验文书正规，机务作风严谨，合练现场严格，保障工作有力，人才培养见效，完成任务圆满。当时看来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觉得我们的队伍还很不成熟，存在很多问题，离载人航天发射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记者：您觉得当时主要的矛盾在哪里？

　　崔：主要还是因循守旧，思想没有解放出来，总想着以前卫星发射中的种种做法。实际上载人航天发射和过去的卫星发射有很大的差别，必须花大力气创新和整顿。我们也针对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难题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制定了试验文书，对各种操作和试验规章制度做了明文规定。另一方面是思想工作，一定要让大家重视起来。载人航天发射不允许走过场，不是看一下就算检查过了，工作做个差不多就行了。最主要的是发动大家多学习，平时多看图纸，向试验队的老师们学技术。

　　记者：最缺的还是人。

　　崔；对。许多人思想不是很稳定。当时我们控制系统的指挥在1996年刚开始培养的时候他就想走，后来一直留到2000年，把“神舟”一号打上去，后面的人也带起来了，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我当时就说，我们所从事的航天事业，可能不会让我们干一辈子，也可能不会让我们干20年、30年，但是，我们干一次就得干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职务不可能在身上带一辈子，甚至离开队伍后别人就不承认，但是我们通过任务锻炼出来的素质和能力将伴我们终生。我希望年轻人热爱事业、献身事业，为我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记者：合练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崔：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锻炼出来了一支航天发射队伍，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载人航天的、行之有效的发射模式，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试验秩序，完成了一大批试验文书。这些东西对后续的发射任务非常有用，下一步卫星的发射也准备采取这种模式。

　　记者：将来我们还面临更多、更大的发射任务，您觉得我们这支发射队伍能胜任吗？

　　崔：经过合练的锻炼，又经过了这几次发射任务的考验，我觉得目前这支发射队伍是历史上最成熟的时期。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继承和发扬过去好的试验作风，任何时候都不麻痹大意，认真对待每一步操作，将来的发射任务都能够胜任。（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