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城市生活成本是件复杂系统的工程，并非简单限制富人消费就能有效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为此应考虑到中国城市特殊的运转模式，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看到网上一篇题为《北京应该“杀富济贫”了！》的热门评论，大意是，因为富人的存在，提升了北京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所以要“杀富济贫”，不要让富人的消费“损害并越来越严重地损害穷人的利益了”。

　　本人理解作者关于社会共同富裕的理想情怀，也对作者提出的富人应更多地担当起社会责任表示赞同，但如果把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富人的存在，以至于把限制富人消费作为降低城市生活成本的一个重要解决途径，这未免失当。

　　关于世界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有多种版本，就以该文作者所引用的材料———今年6月瑞士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公布的“2003年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调查结果”来看，2003年，全世界城市生活成本排名前10位分别是东京、莫斯科、大阪、香港、北京、日内瓦、伦敦、汉城、苏黎士、纽约。如果按照作者的“富人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的结论反推，北京所拥有的富裕群体的规模与富裕等级，虽比不上东京、香港，但显然是要比日内瓦、伦敦、汉城、苏黎士、纽约之类的城市要高了。

　　其实，媒体在报道那份“2003年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调查结果”时还附有一份说明，即该调查所采用的样本商品，并非以当地居民消费为标准，其消费模型的设计是依据全球标准的职业人士的消费模式来确定整个权重。“这个生活成本指数排名并不是针对普通居民，而是为特定服务对象提供的、为海外人员设计薪酬体系的借鉴。”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最富在浙江，浙东沿海聚集了相当多的富裕人群，他们在那里经营企业、买房置业、进行日常消费，但很明显，浙东沿海城市并非就排在我国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前列。可见，城市生活成本的计算是很复杂的。

　　不过，作者还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这当中有不可抗拒的市场因素，但也有外在的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些非市场因素促使着城市生活成本不合理地高涨，以至出现了人们生活质量提高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着城市生活成本的不合理高涨呢？

　　庞大的城市机构营运成本的居高不下，以及市场体制上的缺陷，才是导致一些城市生活成本不合理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教育消费，赞助费的水涨船高并不是因为富人对教育高消费的追求，其根本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和分布不均。至于人们普遍拿来说事的汽车消费亦是如此，《北京应该“杀富济贫”了！》一文作者自己也指出，目前北京的私家车管理上的收费之混乱，所收费用多与部门利益有关，并没能将之有效地运用到发展公共交通和改善公共交通服务中去。

　　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凡是行政权力介入较深或是存在行政性垄断的领域，其消费成本总是相对较高。而一旦市场放开，其成本就容易回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其实，在眼下，富人们在国内市场上的消费不是多了、高了，而是少了，并且，在相当多的领域，他们表现为投资性消费，比如商品房市场。而就旅游市场而言，不仅是富人，即使是普通收入阶层，只要有可能，也愿意将更多的钱花在国外而非国内的旅游消费上。因为就服务质量、价格性能比，前者更有吸引力。

　　这么说，并不是要鼓励富人们的高消费，相反，笔者相当赞成这样的一个想法———富裕人群在可以轻而易举地以金钱占有土地、空间等社会资源的时候，也应该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考量城市生活成本是件复杂系统的工程，并非简单限制富人消费就能有效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为此应考虑到中国城市特殊的运转模式，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文/郝洪）（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