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之路的浙江人以极大的鼓舞。浙江正以全会精神为指导，沿着近年来持续向体制性障碍冲击的轨迹，更加积极地构建合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秩序，引领市场经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民营企业走向开放

　　虽然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领风气之先，但许多民营企业在“宁为鸡头”的观念和家族化制度的桎梏下，发展后劲不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营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吸纳社会法人和个人资金，建立开放的多元化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目前，浙江省有民营有限公司8万多家，占全部民营企业的48％。

　　近些年，到国际大市场弄潮，开始成为浙江民营企业的自觉行动。万向集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的情况下，向国际市场发起冲刺。其在海外兼并、收购和建立的公司已达26家，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海外军团”。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说：“跨国联合，不是简单的‘1＋1’的概念，而是更深层次的战略资源的对接。”

　　今年初，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在一篇长文中指出，作为在市场经济大舞台上成长起来的浙江民营企业，按理说对改革开放与合作应该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但发展到今天反而成了一个更需要解放思想的群体。他列举了浙江民营企业的痼疾：完成原始积累后的经营者们一方面迫切希望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愿突破原有模式，在产权关系和决策民主化上患得患失，特别是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一些民营企业依然固守“宁为鸡头”的观念。他大声疾呼：浙江民营企业如果不自觉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不融入开放与合作的格局，就可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落伍。

　　徐冠巨的观点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近年来浙江吸引外资的力度有所加大，但与自身所具备的有利条件相比，仍显步子太慢；虽然一些小商品的产量动辄占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门槛、技术门槛、人才门槛较低，不少企业日益陷入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境地。

　　经济指标追求GNP

　　GDP是一年当中本国（本地）国民和外国人（外地人）在本国或本地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GNP是一年当中由本国（本地）国民在国内外或（本地区内外）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

　　GNP和GDP，仅一个字母之差，但它们所代表的经济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开放质量看，GDP虽有开放因素，有外国人、外地人前来办厂经商的因素，但GNP则包含了大开放的成果，它不仅包含“进来的”，还包含了“出去的”。

　　浙江干部越来越多地用全国乃至世界大市场的观点看待宏观经济指标。近5年来，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20年总和的1.3倍；到去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今年以来，境外投资形式趋向多样化，资源开发类项目取得突破，境外并购项目增多。其中，民营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

　　对外省区的投资步伐也在加快。娃哈哈、青春宝、德力西、正泰、纳爱斯等浙江著名企业，投资项目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较早实施“销地产”战略的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高标准输出品牌、技术、管理，如今已在全国17个省市建立了40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政府职能走向“服务型”

　　台州市路桥区前不久将区级机关行政编制精简了17.8％，镇、街道机关行政编制精简了23％，审批、核准事项砍去了24.3％。如此，政府开始从过去的“大包大揽”中解脱了出来，更好地在高效、优质服务中运行。由于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最近有50多家原本外流的企业“凤还巢”，重回路桥投资创业。

　　是按行政级别配置权力，还是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配置权力，成了体制障碍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小商品城蜚声海内外的义乌市，市区面积40平方公里，有4万辆汽车、8万辆摩托车和64个红绿灯交叉路口，但是目前全市能上路执勤的交警只有27名，原因在于它是县级市，只能按县级配编制。义乌被人喻为“一只正在发酵的、飞速膨胀的馒头”，而“县级市”一词则像“蒸笼”，限制、甚至决定着“馒头”的大小。

　　面对现实，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将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管理的经济权限下放到20个县级机构，如绍兴、温岭、慈溪、诸暨、余姚等17个县市和杭州、宁波的3个区，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的扩权事项，涉及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体现了“能放都放”的原则。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政府在提高办事效率、服务水准以及建设社会信用环境等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据新华社杭州10月20日电）

　　作者:新华社记者慎海雄潘海平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