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少华

　　10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计划于本月全面运行的“道德银行”尚未“营业”便在当地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做好事以求回报，就会使道德变味，文明异化；赞成者则坚持认为，总有付出而没有回报，这本身就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

　　我记得，这样的争议已经不止一次了，因为类似“道德银行”的尝试全国已不止一次了。每一次争议，都涉及人们在维护道德行为的纯洁性与道德行为应该得到的社会激励这两种价值之间，有不同的倾向和取舍。

　　价值判断的分歧问题，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还是让我穿越概念的蔽障，对事实作一个判断吧：所谓“道德银行”究竟是什么性质，在其中“运营”的到底是什么。

　　报道说，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道德银行”根据学生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献血等情况，将学生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分等级转换成“道德币”的形式存入“银行”。当“储户”自身有需求时，则可以凭此向“银行”申请帮助或享受相应的待遇。

　　其实这样的形式早已存在过。2001年3月5日，第二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的一条消息说，将建立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把志愿者年轻时所做的志愿劳动时间“储蓄”下来，以便他们年老时可以相应地享受同样长度的志愿服务。2002年2月26日新华社报道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社区推出了一家“道德银行”，它作为社区志愿者协会下属的一个载体，导入银行运作理念，以协会制度形式规范和保障志愿服务者可以获得社会志愿服务回报。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美国和日本许多城市的“服务信用”：“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货币’(time-dollar)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

　　上述情况，基本上具有“劳动交换”的性质，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交换，不是志愿服务的人与服务对象之间具有“回报”性质的劳动交换；而是志愿者群体内部，确切说，是志愿者之间(可能是几代志愿者之间)的一种约定的生活方式。他们手中持有的所谓“特殊储蓄”，无论是叫“道德币”还是叫time-dollar，在市场上，向普通的任何人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它只是一个志愿人群中，人们相互认可的一种服务约定，是一批愿意这样生活的人们之间相互扶助、相互肯定、相互给予激励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件与别人没关系的事。因此，既不存在志愿服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所谓“公平”，也不存在对道德纯洁性的损害。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欧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就出现过这种代替货币的劳动交换形式，比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所设计的“交易簿”，就用来记载劳动者的“劳动小时”以此来交换所有生活用品和服务。当然，那是空想社会中普遍的、强制性的制度，本来不具有什么道德性。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至少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在全民中推行的。但是，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制度在人类少数志愿群体中，在一些特定的劳动交换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

　　现在这样一种少数志愿者选择的劳动交换方式，之所以引起争议乃至“道德忧心”，我看是因为主办者的心态不对———一种可能是“道德功利化”的心态，把它过于道德化了。当然这种心态，无非是想以此造就更多有道德的人。但无论是19世纪空想中的“交易簿”，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的time-dollar，甚至中国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都没有这么强烈的道德色彩。在中国，道德这个字眼不仅非常纯洁，而且非常敏感，它由许多人看着，保卫着。其实，不要这种道德色彩，不要这种道德宣传，这样的制度一样可以在少数志愿者中实行，并且作为一种社会服务的普遍形式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但是你若想把它扩展成全民普遍的制度，那就像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空想了。道德，其实恰恰是沉默的，你说它与利益不相容，其实它更与浓墨重彩的宣传和概念包装不相容。

　　另外，19世纪以来人类的这种思路，都是以“劳动时间”作为单位的。能够以时间来计算的劳动，一般来说，是同质的劳动，在这里，就是志愿服务这种相对单一的劳动。或者，即使是不同质的劳动，因为都是一种志愿付出，所以具有“约定的同质性”，目的无非以劳动换取劳动，以服务来享受服务。而与此相较，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道德银行”可存储的项目就太杂了，甚至献血也要换算成一定量的“币”。这就不仅给确定任何一种善行的“价格”带来很大的计算成本，而且确实有金钱化的色彩。何况，志愿服务储蓄制度，或者time-dollar，只能在一个较长的周期、较大的范围内，才能真正运转起来，比如，现在为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志愿者也只有在年老的时候，才能在后代的志愿者中同样得到。因此，它的确不适合以学校为单位，以四年的大学生活为周期。

　　来源：《》(责任编辑：刘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