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本色--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同志

　　原文载于200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新华社记者朱玉本报记者董宏君

　　2002年春节，一封特制的信寄到了湖南省委。一张剪裁过的红纸作为信纸，寄信人为它精心装饰了金边。

　　信中写道：“敬爱的首长，1990年你不辞劳苦亲自爬上了我们崇山峻岭上的苗寨视察，访贫问苦，你是第一个能深入到我们海拔1700米高山陡坡上的省委亲人……”

　　这封字迹不太工整的信发自湖南的西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米良乡叭仁村。

　　收信人：郑培民。

　　重任

　　1990年5月，湘潭市委书记郑培民被调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任州委书记。

　　湘潭和湘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湘潭是湖南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离省会长沙只有1小时车程；湘西，是全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去省城要坐14小时火车。去湘西工作，是只有硬肩膀才能挑起来的重担子。多年来，省委一直把湘西的脱贫致富放在突出位置。

　　领导与郑培民谈话。刚一谈起去艰苦地区工作的重要性，郑培民笑了：“请直说吧。”

　　调动的意向被和盘托出。准备做郑培民思想工作的话没有必要说了。

　　平级调动，又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十几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为他的痛快回答而敬佩。

　　郑培民一上任就问：“哪个村子最穷啊？”随后，就去了叭仁村。

　　“叭仁”是苗语，意思为山顶上。要到达这个三面悬崖一面山的村寨，首先要从湘西的首府坐车到乡里，然后，喘着粗气，手脚并用，徒步走上4个小时的12公里陡峭山路。苗族群众之所以十几年后还记得郑培民，是因为他是住过这里的最大的领导。在他之前，只有乡干部爬上过这个走起来累死人也吓死人的山头。

　　时隔多年，他在州干部大会上说过的8个字还像楔子一样钉在人们脑海里：来湘西“三生有幸”；在湘西“埋头苦干”。

　　郑培民接过前任的接力棒，率领全州干部群众继续围绕扶贫开发这根主线做文章。

　　湘西贫困。每逢青黄不接时，全州有三四成百姓断粮，政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大量返销粮。

　　自治州开始推行“双两大”地膜玉米新技术。这是一项弯着腰，在田中豆腐块大小方格周围摆两株苗的累活，郑培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他带着机关干部下地，自己弯着腰在田里干活，给农民演示。1992年春，在田里示范劳作了几天的州委书记郑培民，一脚踩空，仰面摔下了三米多高的田坎，摔成了脑震荡。

　　书记的行动也是推行农业新技术的“科教示范”，从这一年起，全州的粮食开始自给。

　　学理工出身，又来自工业较发达的湘潭市，郑培民无疑比其他人更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理念，他看到的是湘西州未来10年后的发展前景。这个前景，又可能是当地干部群众在短期内不能理解的，这是考验郑培民耐心的过程。他用手比划过一个雁阵给干部们看：“大雁飞在天上，要有一个班长，就是领头雁。这个领头雁啊，不能飞得太快，脱离开雁阵，就起不到头雁的作用了；可也不能飞得太慢，混在雁阵里，就失去了头雁的作用。”

　　湘西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水电，为自治州的发展起步奠定了基础。然而，小水电受着季节的制约，也制约着湘西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当时的观念和体制下，放弃了小水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郑培民这时起了“头雁”的作用，果断决策：引进大电网。

　　湘西州当时的湘泉酒厂，只是一个年上缴利税200多万元的小酒厂。郑培民在前任扩建湘泉酒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酒厂的三期扩建。如今，壮大起来的湘泉酒厂已成为上市公司，自治州干部的工资中3元钱就有两元来自这个公司上缴的利税。

　　现在看来，郑培民十几年前在湘西做的，虽然没有把政绩摆在自治州首府的街面上，但却是为即将起飞的湘西州养壮身子骨，丰满羽翼而练的内功。这种打底子的事情，不太显山露水，但却是那种要咬紧牙关努力的沉重活计。

　　叭仁是个为水发愁的村庄。滴水贵如油，接济不上的时候，村民之间宁愿出借粮食，却不愿让邻居拎走一桶水。郑培民去调查后，政府为村子通了水，拉了电。村民们再不用走上8公里路，拎着重重的木桶，吃力地到山沟里去提水了。

　　两年多时间，郑培民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这只是一个粗略到乡镇、尚不包括村寨的统计。除去在省里州里开会、办公需要的时间，在“开门见山”的湘西，这是一个没有喘息之机的数字。

　　妻子去湘西看他，一进屋，地上扔的是一双粘满泥巴的胶鞋，唯一一套出国时置办的西装，在柜子里已被虫子蛀满了洞。郑培民拦住要帮他刷鞋的妻子：天天都要穿，一出门，还是要粘泥的……

　　形象是干出来的。在湘西州委的选举中，郑培民全票当选州委委员，全票当选州委常委，全票当选州委书记。有的干部誉称他是“三个百分之百”，郑培民当即纠正说：“只有一个百分之百，那就是全州人民对共产党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感情！”

　　火禾公路，这条在凤凰县地图上细得像根线的乡级公路，在火炉坪乡500多户群众的心中，大得像一片天。

　　修这条公路时，郑培民已经调到了省委，火炉坪乡依然是他的联系点。他领着技术人员，吃着缓解心脏病的药，晃晃悠悠地攀上悬崖峭壁去勘察。为这条路，郑培民十分少见地向自治州一个熟识的干部发了火：“你敢糊弄我？公路的配套资金为什么不到位？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十几公里的火禾公路打通了，是全州标准最高的乡级公路。山外的小贩开着车，直接停到山里人的门外，把一筐筐的猕猴桃搬上了车；高兴的苗族村民守着家门口卖西瓜，卖掉一个，就在西瓜上拍一下：“这是郑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火炉坪乡的苗族群众坚持要把剪彩的光荣留给郑培民，哪怕是为了郑培民繁忙的工作，把公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一推再推。他们去年7月就写好了大红的标语，等着郑培民亲手把它们展开。他们想，郑书记虽然听不懂苗语，但是，老百姓欢天喜地的表情，他看得懂啊！

　　真情

　　在湖南，常常会听到人说：“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培民书记像我的好兄长。”

　　说这话的人大都是普通百姓。该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平等的关系，才能让他们自信地将一个省委副书记称为自己的朋友？

　　曾令超，一位司法干部，在一次维护社会治安的事件中受伤，双目失明，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他听说了兼任省残联名誉主席郑培民的名字，写信希望得到郑培民的题词。

　　犟犟的老曾打定主意只写一封信：如果郑培民不回信，那我也犯不上巴结他，管他是多大的官！

　　回信来了，曾家的电话也响了。

　　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里，郑培民详细询问了曾令超的各种情况。他怕在纸框子里摸索着记录的曾令超不方便，把自己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重复了三四遍。

　　最后，郑培民一定要等到曾令超放下电话后，自己才挂电话。老曾实在受不了这等“待遇”，坚持让郑书记先放电话，推来推去，还是老曾拗不过书记。以后，在他俩的交往中，这已成为习惯，也成了默契：每次，郑培民都要听到电话那边“咔嗒”一声，自己才轻轻挂上电话。

　　见了面，郑培民一把抱住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曾令超：“你摸摸我，咱俩高矮胖瘦差不多！”他又摸摸曾令超脸上的伤疤：“阴天下雨会疼吗？”

　　热茶倒好，先放在一边。等到不烫了，郑培民才端到老曾手上，“现在可以喝了。”

　　湖南桃源县漳江镇有个川湘饭庄。说是饭庄，其实就是个灰头土脸的路边小店，小到只有两张桌子，走在路上一眨巴眼就可以略过它。郑培民偏偏与这家饭店的老板李德胜成了朋友。

　　李德胜身有残疾，虽为“老板”，日子仍显艰难。每次往来湘西州与长沙，只要是坐汽车，郑培民一行人准会到李老板的“鸡毛小店”吃饭。每次，郑培民都要从包里扯出一条特意带来的香烟：“给，拿着抽！”李老板也有礼物回赠：自家做的酸萝卜泡菜。

　　就是当上了省里的领导，只要路过，郑培民的笑脸还是不改，照样交钱吃饭。

　　其实，李德胜的小饭馆所处的位置并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手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郑培民的秘书、司机都明白，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也照顾了李德胜一家的生计。可郑培民却又从不说破，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句话出自郑培民的心。即使当了大干部，郑培民还是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大地的大树，枝桠扬得越高，根往泥土里扎得越深，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人民”二字上。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郑培民总是坚持自己拆看。下农村，郑培民要到农民家去，掀开锅盖，瞧瞧吃的什么饭；看看猪圈牛栏的家畜，撩开蚊帐摸摸农民床上的被褥。郑书记还爱在农民家吃饭，筷子直奔油辣的农家菜，粗糙的饭食也嚼得津津有味。有时，他还会宿在农家。这个住宿的人家他会留意选一下。在湘西州永顺县高坪乡雨龙村，他每次去那儿，都住在一户孤寡老人家。郑培民心里明白，农村的孤老，没有子女照顾，精神上孤寂，有时也难免被不懂事的乡邻欺负，他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孤寡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支持和尊重。

　　郑培民是个心细的人。他回湘西，有两件事必须做———陪老同志吃一顿饭，打一次扑克；他下乡，在乡镇和农民家吃饭，一定会把饭钱交上———“老百姓生活得不容易！”

　　一次，走进火炉坪村，郑培民发现一位老人在远处招手，村干部向他解释，这是村里的五保户，80多岁了，没见过省里的大干部，想看得清楚一些。

　　“那好，我和老人照张像，让老人家看个够！”郑培民笑着走了过去。

　　一天晚上，工作结束得早，郑培民兴致颇高，“走啊，咱们也去尝尝夜宵！”

　　趁司机停车，郑培民站在夜宵店门口，与摆槟榔摊的小贩聊起来。小贩告诉他，自己是下岗职工，父亲得了癌症，一天摆摊下来赚的钱刚刚可以供一家人糊口。

　　郑培民心里难受极了。他转身离开，“你看人家生活得多艰难！这夜宵怎么吃得下去！”

　　对郑培民来说，他与普通的百姓，压根是长在一起的，他的心为他们而快乐，为他们而疼痛。

　　砥柱

　　1998年，惊涛骇浪挑战常德。

　　湖南常德市安乡县，身受长江和澧水、沅水三大水系夹击，临洪大堤长达400公里，是历史悠久的“洪水走廊”。

　　1998年7月24日晚，安乡县安造垸溃垸。这个垸子里，有县城和5个乡镇、一个农场，共18万人，其中3/4的人口和财产，集中在安乡县城。如果县城不保，那么汹涌而来的洪水可以一直淹到三楼。当时的安乡县城，电力中断，一片漆黑，老百姓几乎都搬空了，就是没有离开家园的人，也搬到了相对安全的顶楼上。

　　正当人们惶惶不安，没有主心骨的时候，郑培民来了。他不是象征性地点个卯就走，而是安营扎寨，住进了黑洞洞的县委招待所。“指挥抗洪的省委副书记和百姓一起住进了‘水围子’”。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悬着的心，咕咚一声落了地。

　　身为省委领导的郑培民十分清楚这个时候冲上前线、指挥抗洪的分量。他多年来对水利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对战胜洪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郑培民在安乡指挥了三大战役：赶在洪水扑到之前，抢修了一条11公里的隔堤，保住了安乡县城；指挥堵塞书院洲溃口，用血肉之躯扼住了洪水之喉；湖北境内的黄金大垸溃决后，统帅抗洪大军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北大堤保卫战，拒千里洪峰于湖南重镇常德市之外……

　　就着堤外滚滚洪水，郑培民坐在堤上，吃着盒饭，静静地度过了自己的55岁生日。

　　雨过天晴，骄阳似火。居住在大堤上的4万灾民头顶烈日，衣食不足，缺少清洁的饮用水和药品，眼看疾病就要在大堤上流行。

　　路过大堤的郑培民告诉司机“绕道走”———他不忍看着灾民们一边让太阳晒着，一边还呼吸着他的车扬起的灰尘。但郑培民的心却没有绕着走，他拍板，要在3天的时间内，把几万灾民转移到可以吃上饭、喝上水的垸子里去。

　　命令一下，故土难离的灾民们落着泪，望着只露出屋顶的家园，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土地。指挥部及时调来育苗的蔬菜种子，衣食无忧后，灾民用最快速度恢复了生活和生产。

　　接着，开展防疫工作的省医疗队来了，帐篷学校搭起来了。堤外洪水滔滔，堤上书声琅琅，帐篷顶上，红旗飘飘。

　　水灾过后，郑培民提出，让老百姓从水窝子里搬出来，住到山上去。

　　中央提出移民建镇后，郑培民从方案到资金的落实都一一过问。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那是中央给农民的钱，不许坑农民的钱！

　　地方同志向郑培民表示，在抗洪中，当地政府连书记的生活也无法照顾，心里十分歉意，最后想送点礼物表示一下。

　　一句很重的话从素来温和的郑培民嘴里扔出来：“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灾，你们还要表示什么？！”

　　抗洪期间，郑培民平均一天只睡两个小时，情况紧急时甚至还要冲上去搬麻袋抢险，这对他这样一个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省委领导也牵挂着他的身体，下命令：每天要保证郑培民吃上两个鸡蛋！

　　然而，郑培民关心的还是他人。听说一位同志因为血压高住进医院了，他连忙去看望。

　　从医院出来，知道郑培民病情的同志心里酸酸的：人家低压高到了95就可以休息了，可低压已经升到105的郑书记，却天天还要在夜里两三点钟到大堤上查管涌！

　　郑培民深知身体的重要性，他说过，“身体是1，政绩、家庭、知识等是1后面的0，0越多，成绩越大，但没有了1，再多的0都是0”。但个人的身家幸福怎么能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相比？受命于危急之刻，面对重于泰山的责任，他已经做好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准备。

　　郑培民在大堤上，整整呆了60多天，400公里的长堤在他脚下踏过不止一遍。回到家里，掉了10多公斤肉的郑培民对妻子说了实话：“这次抗洪，是对我生命极限的挑战！”

　　其实，平时的郑培民不属于那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型的领导，哪怕是创新和开拓性的工作，他也是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去做，从来不搞轰动效应。

　　郑培民曾经分管过湖南省的教育。搞减轻学生的负担，他去翻学生们的书包，看哪一种教材是必需的，哪些是额外负担。

　　全省中小学布局调整，郑培民亲自调查了两个月，走访了40多人，然后才做决定。他说：“稳健决策，决不能留下后遗症，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决策正确，是造福百姓；否则，是造祸百姓。”

　　正因为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在郑培民分管期间，湖南的基础教育工作更上层楼，全省教师的住房条件大大改善，素质教育的“汨罗经验”推广到全国；湖南广播电视节目在全国早早地上了卫星，无论是思路，还是行动，都走在全国同行的前面。

　　分管干部工作时，郑培民跟干部说话，不是暴风骤雨，而是春风化雨。和他有过接触的干部都反映，郑培民不居功，不诿过，敢于承担责任；他当面敢于批评人，背后却保护人；他表里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他手下工作，觉得安全、踏实……

　　谈到自己曾经的副手郑培民，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很有感触：“一个领导干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到有口皆碑，很不容易！”

　　考验

　　比起普通百姓，领导干部会更多地面对诱惑和考验。在领导岗位上真正做到固守操守，承受考验，比常人更难。

　　“考验”二字，力重千钧。

　　几年前，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家蒙受了一次小偷的“考验”。两个小偷撬门进入没有装防盗门的郑家，把所有的抽屉全倒出来，连柜子里的衣服全都抖出来捏过了，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翻腾到最后，他们只从郑家偷了4000元现钱和两条烟。

　　这4000元钱是郑培民女儿出差尚未来得及归还的公款。

　　几个月后，盗窃案告破，小偷的坦白与郑家报案的数字，完全吻合。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在老百姓眼里，郑培民就是个在廉政问题上一辈子干干净净、只做好事的人。

　　对于下级单位送的礼物，郑培民从来是能拒就拒，自己拒不了就让秘书去退。

　　集邮，可说是郑培民唯一的爱好。就是这个爱好，他也绝对保密，生怕有人投其所好。

　　无论是调离湘潭还是调离湘西，不喜张扬的郑培民总是挑选在早晨未上班之时悄悄离去，而且事先不告诉周围人，他不想惊扰大家，也怕可能送来的人情礼。

　　郑培民记日记的习惯是大学时养成的。走上领导岗位，这个一日三省其身的习惯细分为备忘录、工作笔记和日记。他收到的每一笔稿费，数额、收到的时间及发放单位都在工作笔记上有详细记录，稿费的出路只有一个：交秘书登记收存。

　　这是郑培民在湘西州工作时的一段日记：“这次回湘潭度春节，我谢绝了办公室派车送我的盛情，同时谢绝了办公室要为我报销路费的好意。坚持自费返家，往返火车票近80元，自己掏腰包。有人讲我太板，我想，宁肯自己吃亏，对自己严格要求，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做到的。”

　　还是一段日记：“在吉首给两个孩子分别订做了一件羽绒上衣，这是我给孩子们买东西中最大的一次，计247.61元。不占企业的一点便宜。”

　　从20世纪80年代起，郑培民就先后担任市委书记、州委书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又曾长期分管全省农业、文教、政法和党群工作，可谓位高权重。但他总强调，“情浓钱淡，永葆清白”，“君子之交淡如水”。

　　郑培民偶尔也会收下极少一部分礼物。但送礼物者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极为熟识的亲友，如同亲人一般的老部下、老同事；二是正常的人情往来，而不是有事求他而送礼。

　　今年春节，他十几年前的老秘书去看他，送的礼物是一篓水果和两桶瓜子，郑培民高兴地收下了，但转身又拎出两瓶酒，价值远高于送来的东西：“把这个拿去！”

　　“对待身外之物，要铁石心肠。”郑培民写得清楚，做得更明白。

　　家风

　　“手拉手，户外走，说说话，散散心，情切切，意绵绵，身体好，永相伴。”与妻子的一次散步，被郑培民在日记中诗意地记录下来。

　　他的家，是尽人皆知的美满家庭，郑培民很爱他的妻子和儿女。只是他从不用手中的职权来表达这份感情，他深知，权力是人民给的，是为人民做事的。

　　几十年中，郑培民的职位一直在变动，而他的妻子杨力求的工作单位只变动过一次，就是从湘潭市新华书店调到了省新华书店，职务仍然是一名普通职工。

　　调到长沙后，杨力求上班要走上40多分钟。她不会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也不方便，多年来，她一直走路上下班。郑培民托人为妻子买鞋，指明买那种柔软的、平底粘胶的鞋子，他要让妻子在风吹雨打的路上，走得舒服一些。但这个有情有意的丈夫却从不让妻子搭他的顺路车。

　　妻子敬重郑培民的为人，更注重维护丈夫的形象。杨力求有个“三不”：不帮人向郑培民带任何信，不传口信，不接受任何礼品。他们的儿子说：“在廉政问题上，爸爸把前门，妈妈守后门。”

　　郑培民的日记，折射出“后门”的坚固：“某某同志来家，我不在家，请我爱人转给我一封推荐信，并送了5000元，讲请力求旅游用。力求当即指出，这是送‘错误’给我们，绝对不能收。”

　　郑培民的儿子曾经有过被爸爸从车上赶下来的经历。他在湘潭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爸爸从长沙去六七十公里外的湘潭开会，正在家中休假的孩子，便想搭便车去学校。谁知郑培民一上车，看到已坐在车里的儿子，立即严辞厉色、毫不留情地把孩子从车上轰了下来。

　　郑培民曾这样鼓励自己的孩子读书上进，“与其我留给你们财富，不如给你们留下创造财富的能力。读书，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

　　孩子长大成人，每次出远门，郑培民从来不多说什么，他只是弯下胖胖的腰身，默默地帮儿女一件一件叠衣服，再一件一件放在箱子里。

　　只有一次郑培民的话很多，那是儿子代表大学生去台湾参加交流活动前：

　　“多给大家讲讲湖南吧！湖南的特点是三乡一地。鱼米之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刘筠教授培育的湘云鲫是突出的代表；还是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之乡；一地，是旅游胜地，张家界、凤凰古城中外闻名！”

　　“湖南人会读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会种粮，还是古人的话，‘湖广熟，天下足’嘛！会打仗，从来就是无湘不成军！”

　　“湖南人有先忧后乐精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有求索精神，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湖南人有牺牲精神，谭嗣同有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湖南人还有敢于革命的精神，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多么豪迈！多有气势！”

　　……

　　郑培民做成的文化与精神的盛宴，足以使儿子品味一生。

　　呼唤

　　至今，谁都不忍告诉湘西凤凰县叭仁村的村民们，他们用金边框着的新春祝福，郑书记没有看到。当秘书含着眼泪打开它时，百姓爱戴的培民书记，已与他们天人永隔。

　　今年3月11日，郑培民被抽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干部考察组，工作中，急性心肌梗塞突发。

　　连郑培民自己都不会相信，困扰了他多年的病魔，一转眼就会变成死神。在赶往北京医院的路上，他已无力地倒在秘书肩膀上，嘴里还在嘱咐司机，“别闯红灯”。

　　谁想得到，一棵生命的大树就这样倒下！

　　郑培民记了40多年的日记，终止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就在前一天，他还在电话中叮嘱妻子：“你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也不是个铁砣，要注意一下身体。”临挂电话时，郑培民轻松地对妻子说：“别惦记我，愿你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可是，一贯为别人着想的培民书记，你可知道，你的离去，让多少人彻夜难眠，多少人泪飞如雨！他们怎么能有一个好心情！

　　湘潭市的老部下们最后一次看到你是今年春节。这次回湘潭拜年，你一反往常，从汽车里拿出几件礼物，在场的几个老部下人人有份。

　　回想此情此景，老部下们泪眼模糊了。培民书记呀，你是在向我们告别吗？要是工作没做好，你可以批评我们，你不能一甩手就走，而且一去不回头啊！

　　培民书记，你春节时看望知识分子，送去的花儿还没谢呢；苗族群众为你编的苗歌，他们准备了上千首，你还没听呢；叭仁村，那个一直系在你心尖尖上的湘西山村，通向它的盘山路快要修好了，还有火禾公路，这是两条让你操碎了心的路啊，还没有印过你的脚印呢，你怎么就走了？

　　培民书记，湘西凤凰县安坪村小学校的桌椅做成了，窗子安上玻璃，再不用稻草堵窗户了；安坪村山上一片绿色，再也不用砍树换钱了；火炉坪的张来富，那个你去看望过4次，送钱送母羊送蚊帐的中年男人，他和他的妻子正想告诉你，他们家盖了新房，买了彩电，5只母羊变成了20多只的羊群，他们的日子已经过得和别人一样好了。

　　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不就是你一直拼命工作的目标吗？灯红酒绿不迷眼，不义之财不伸手，在这样的自律下，你所期望的，不就是这样的报答吗？

　　东北大平原生育了你，三湘四水养育了你。尽管你生前低调宣传，但是，你做过的一切，党和人民都记在心里！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和近千人为你送行；在长沙，上千人涌到机场去等你；多少群众围在你省委大院的家门外，痛哭失声！他们想你呀，他们要再看看你！

　　听说你去世，火禾公路指挥部的8个成员坐在一起，两个小时，不闻人语，只闻人泣；听说你去世，你的扶贫点———湘西凤凰县安坪村，全村的男女老少汇聚在你站过的地坪上追悼你，百姓的泪和湘西的雨交织！

　　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啊，天若无情，为什么让你这样的好人来到人间？天若有情，为什么天不假寿，让你过早地离开人间！

　　湘西的老百姓要自己出路费，到北京和长沙来送你，他们是硬让州委和县委给劝回去的！当记者在凤凰县的几个村寨提到你的名字，老百姓的笑脸立即转为了抽泣，继而变成放声大哭！

　　哪里有比人民口头流传得更久的历史？哪里有比百姓心头更坚固的丰碑？你活得辛苦而操劳，你活得清白而坦荡，但你活得值啊，你离人们越远，人们觉得你越亲；你离这世界越远，百姓觉得你越真！你留给了人民一个共产党人无愧于天地、无愧于黎民的身影！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你去了以后，组织上派人整理你的办公室，清理出来的，只有一本本的工作笔记。上善若水。你的生前身后，都透明如水，洁净如水，经得起任何形式的翻检！

　　倒下的郑培民，擎起来的是精神上的火炬。你经常念叨的四句话：“大浪淘沙，警钟长鸣，不忘宗旨，永葆本色”，已经变成了你的精神遗产，时时地被人们享用着。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描述你，不需要更多的词藻雕琢你，郑培民，你让人们记住了：天地之间，曾经有过这样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