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文

　　把人送上太空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神舟五号”成功着陆的那天，几个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碰巧凑到一块儿，就专门找了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以示庆贺。 事后想起来觉得惭愧的是，在这顿庆贺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晚餐上，几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悔不该扯到孙志刚案那一类事情，并由此扯到了舆论批评问题——刚好我最近老是遇到这个问题，就不依不饶地多说了几句，搞得气氛很不好。

　　吃了饭看电影，又刚好看的是《Veronica Guerin》。Veronica Guerin是爱尔兰一位女记者，执着地报道贩毒和黑社会问题，多次遭到威胁，先后被人击碎住所窗户玻璃、击穿大腿、当面殴打、警告绑架孩子，她还是穷追不舍，最终被人枪杀在车里。电影字幕上说，自此迄今，全世界又有198名新闻记者被谋杀。

　　这部由英姿勃发的金球奖影后Cate Blanchett主演、当作大片宣传、两天后才正式在美公映的电影其实更像个记录片，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让人很担心它的票房——好像只有《辛德勒名单》可以例外。我想，这样的题材很容易让人一不小心就严肃起来，就像谈舆论批评一不小心就弄得气氛不好一样。 我看到这部电影的网站也不够娱乐，第一个讨论的话题是：Veronica这样做到底值不值。有个爱尔兰网友说，虽然在Veronica死后，当局开展了严打行动，抓捕了150多疑犯，但是毒贩至今仍在爱尔兰甚嚣尘上，不值。 果真是全球一体化了，这个话题跟国内很多讨论如出一辙，都在讨价还价。这样的结果总是不堪——别以为你们的几篇批评文章就能改变现实；如果现实改变了呢，“这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市场经济的结果”，那天的争论中就有人这样说。 目前国内得到广泛认可的另一种讨论与此类似：替国家算账。它的理论基础是利益外交、强权外交的政治现实。应该说，这种理论来自国外，那句名言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前不久在纽约古根海姆艺术馆楼下的咖啡馆里，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就掰着指头对我说：布什拿3个兆的美元去帮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专制，太不划算了！

　　我坚决支持有人算账。把账算清楚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宁可把这些人看作是会计师、经理人或者外交家，而不是知识分子。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比其他人高尚——正如其也不低贱。我只想说，大家要有不同的分工。国家也好，整个人类社会也好，健康发展有赖于多元化的分工。所谓多元化，就是说要允许、也需要有人不算账，或者不那样算账。知识分子（这里是指一部分人文学者、一部分新闻记者和一部分作家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批评。批评能保证社会的平衡，是一支很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在大家都认为该批评而不敢批评的时候批评，需要诚实和勇气。但是批评最大的挑战还不在这里，而在大家都认为不该批评甚至该热烈赞扬的时候批评，比如“9·11”之后对美国爱国主义的批评，比如对中国“神舟五号”的评论。在“神舟五号”成功之后，我有幸听到了科学家何祚庥的声音。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强国，而且还“远远不是”。

　　这让我想到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J.M.库切。九十年代南非战胜种族隔离政策，实现了非洲人管理非洲的大好政治形势，全世界为之欢呼，库切却不合时宜地出版了小说《耻辱》，描写了黑人统治下的南非的黑暗与压抑。为此他被几乎所有的方面，包括政府、宿敌和朋友，孤立起来，以致移民澳洲。哗众取宠，心理阴暗，我们这些年很熟悉的这类词无疑都加到了他的身上。正是这本书让他赢得了世界最高的文学奖，虽然成功也许会带来更多的诅咒，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词——出卖民族感情和利益，迎合西方社会。

　　这还不是最好的例子。上月刚刚去世的爱德华·萨义德——他执教哥伦比亚大学40年，猛烈地抨击西方偏见——也不是。他们毕竟得到了世界声誉，变得大名鼎鼎。我宁可相信更多履行批评职责的知识分子的境况是这样的：他们一生都在承受误解、谩骂和打击，最后在孤独中凄凉地死去。

　　其实我只是想重复别人反复说过的话：知识分子（这里是指一部分人文学者、一部分新闻记者和一部分作家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批评。他们的批评基于正义、事实和逻辑，而不是现实利益。

　　声明：《外滩画报》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