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1999年，世界各保险公司就损失惨重，共赔付19亿美元，净亏8.5亿美元。“尽管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航天保险市场可以规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竞争对用户和我国航天事业都有利。”

　　外滩记者 许凯/报道

　　从竞争到“垄断” “中国航天保险，1997年之前还有竞争，之后就没有了。全部改由人保牵头的中国航天保险联合体承揽，然后在联合体内部进行分配。”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航天风险部一位专家称。这一转变，被称为从“竞争”到“垄断”。

　　据中国人保控股公司的陆束介绍，航天保险是为商业卫星发射全过程提供的保险项目，具有“风险最高、费率最高、科技含量最高”的“三高”属性。它具体包括发射前的保险、发射保险、卫星在轨寿命保险、发射场设施保险和第三方责任保险等险种。

　　199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为“亚星一号”提供保险服务，被看作保险史上“开先河”之举。尽管最早发射的“亚星一号”和3颗澳星均未投保，中国政府也未按有关国际公约出面担保可能产生的第三方责任。但随着“亚星一号”和澳星的发射成功，国际保险经纪人开始涉足国内航天保险市场，介入我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第三方责任保险业务，并协助国内保险公司设计承保方案和安排国际再保险。

　　从那时开始，中国保险企业逐步涉足航天险市场，“中国人保和太平洋保险都承保过卫星和火箭的发射，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多数采取共保方式。”

　　风险高得惊人

　　航天保险的风险高得惊人，仅1999年，世界各保险公司就损失惨重，共赔付19亿美元索赔金后，净亏8.5亿美元。

　　航天飞机发射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发射初和回归前的20秒，一般是以发射、入轨、卫星寿命等不同阶段分别投保。一个卫星的发射费用通常占卫星总价值的10%-30%，如果再加上卫星所服务客户的利润损失险，更是惊人。例如，假设一颗通信卫星没有按时或成功发射，那么很可能某家电视台原本预定好的广告时段就得被迫取消，这时它就会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要求。

　　正是由于高风险，由国际保险经纪人介入第三方责任保险业务很快开始遭遇“寒冰”。1996年2月15日，“国际星708A”发射失败。事故不久，国际承保人迅速向投保人支付了全额赔偿金。但在1997年9月1日，当中国再次发射“亚太2R”时，国际承保人提出了很多上次发射失败的疑问，而发射商基于技术及商业保密等多种考虑所提供的资料，又被认为是不全面和不及时。双方的分歧尽管没有影响是次投保，但不和谐直接促使中国航天保险联合体的诞生。

　　可见的资料显示，联合体成立以来，共出具数十张保单，为“中卫一号”、“鑫诺一号”、“风云一号”和铱星等卫星发射提供了点火起飞保险、发射保险、在轨保险、第三方责任保险和再飞行保险。目前，航天保险基金累积已超过6亿元。据悉，财政部规定，航天保险基金累计达到25亿元后，对超过的部分才由联合体通知各成员公司将超过部分作为各成员公司营业收入，纳入损益核算并计缴所得税。

　　“鲶鱼”江泰

　　联合体垄断市场的局面，随着“风云一号C”的承保出现裂痕和成立于2000年6月的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介入而开始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

　　1999年“风云一号C”卫星发射时，由于保险费率等原因，双方迟迟谈不拢，直到火箭发射前10分钟联合体才以22%的费率承保了这个项目，业主国家气象局对此深表不满，称联合体再不出单，就不投保了。据业内人士说，这一费率高达22%的保单，属于无效保单。

　　而事后气象局请保险专家研究保单时发现，凡是由于“设计问题、工艺问题以及原材料问题”导致的意外，都作为保单的除外责任，承保人将不予赔偿。而卫星发射要是失败，肯定只有上述三个地方出问题。如果这些责任免除，等于价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的保单一钱不值。

　　气象局的说法，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营业部航空航天险部经理的黄禄滨不以为然：“保单的设计不合理，不是事实。尽管这条确实是写在除外条款当中的，但是当时的考虑是基于A、B两颗星失败的部分的原因就出在元器件和部件品质上，这之后也没有进一步太空测试,很可能事故会重新出现。在没有一次成功映证的情况下，依惯例应该把它除外的。这是正常的风险分析控制。”

　　二者的矛盾给了后来者以机会，作为中国第一家开业的民营保险经纪公司，江泰很快将目光投向了航天保险经纪这块尚未开发的市场，并开始介入“风云一号”计划。

　　2001年，国家气象卫星中心在计划为“风云一号D”安排保险事务时，国家气象局有关领导表示，C星保费4400万元，保险金额为2亿元，D星投保价格不得高于C星，且另须提高保险条件，如增加卫星的在轨寿命保险等。同年8月9日，该中心与江泰公司签署了卫星保险经纪委托协议。

　　随后的一周里，江泰分别拜访了中国人保、太平洋保险、平安和华泰等联合体主要成员，后者显得十分谨慎。2001年11月，江泰向联合体发出询价函，联合体未予理睬。

　　2001年年底，联合体在深圳召开成员大会并通过如下决议：鉴于联合体系支持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政策性保险机构，决定在承保时暂不使用保险经纪人。会议认为，联合体不以赢利为目的，而经纪人是商业主体，以赢利为目的，一旦介入将会与政策性业务相冲突。会议还表示，只有当卫星发射保险基金累计达到25亿元时，才会考虑引入经纪人机制。

　　据说，为了保证卫星发射保险及时顺利地完成，客户与保监会进行了协商，在得到保监会的肯定答复之后，委托江泰寻找联合体以外的承保人。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工作链节：客户——江泰保险经纪——直接承保人（太平保险公司）——再保险经纪人（国际航天保险经纪公司ISB）——国际航天再保险人。

　　同时，江泰又与国际航天保险经纪公司（ISB）建立联系，以吸引众多的再保险接受人。他们专程赴伦敦、巴黎、慕尼黑等地与分保人接触，回答技术咨询。 然而江泰的努力，在联合体的干预下最终失败，太平、ISB等没有拿到保单，而江泰也只拿到了1.6万元的佣金。

　　竞争对航天有利

　　“一个规范的保险市场，应该由三部分组成：保险公司、承保人和中介（经纪人、保险代理和公估公司）。国外的操作模式，基本上都是通过经纪人来完成。因为航天保险保额高风险大，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而用户也不可能有精力找多家保险公司去谈。经纪人可以起到从中牵线搭桥的作用。”江泰公司航天风险部一位专家对《外滩画报》说。

　　正是由于经纪人的介入，中国气象局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在国际保险市场价格飞涨，人保也曾表示D星的发射费率要比C星的22%上扬70%的背景下，江泰和ISB将费率压低了到了17.7%，而且不但发射有保险保障，而且还有发射90天内的营运保险，以及如果由于这90天的问题导致后90天出事的保险。

　　“然而目前的中国航天保险，还属于联合体一家垄断的局面。这与西方比有很大差距。”这位专家质疑说。

　　针对质疑，黄禄滨坦陈：江泰若以经纪人的身份出现，是要为双方服务的，钱是要保险公司付的。它的费率、佣金是由保险公司决定的，如果经纪人以牺牲客户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高收入，也未尝不可。那怎么能说经纪人就一定能保证客户的利益呢？更何况，不让经纪人介入，主要原因是航天保险是政策性业务，要按政策性的方法做。“所谓垄断应该是有垄断利润的，而联合体是没有垄断利润的。财政部规定：不仅航天保险的保费收入要纳入专项基金、联合体的佣金也要纳入专项基金的。其中每笔费用的3%才留给联合体作为其业务管理费。何来垄断之有？”黄反问。

　　江泰公司航天风险部这位专家则表示：“尽管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航天保险市场可以规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竞争对用户和我国航天事业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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