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另一种观念走进西部校园

　　外滩记者 刘小彪/陕西报道

　　这是一次特别的研讨会。坐在会场最前面的是一群来自贫困地区的10名儿童和6名普通村民，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士坐在后面。但这却是一次严肃的会议。

　　会议讨论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促进贫困地区儿童的健康生长。组织者是一个总部设在英国沃金的名为“国际计划”(Plan)的非政府组织（NGO）。

　　“国际计划”强调儿童是自己所有工作的中心，因此每一项重大的决策都要有儿童的参与，此次在西安举行的会议仅仅是体现其“儿童参与”和“儿童优先”宗旨的普通一例。

　　在这个会议上，儿童、村民和政府官员有平等的发言权。在某种意义上，儿童的发言还被给予了特别的尊重。

　　儿童校舍，自己设计

　　今年11岁的赵伟小朋友对记者说，“国际计划”真好。此次赵伟作为“交流儿童”代表到西安开会也是由学生选出的，校长和老师没有决定权。

　　记者在会后到赵伟所在的山村小学采访时，该校校长也在场。当记者问赵伟：“如果校长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会对校长说出你的意见吗？”

　　赵伟毫不犹豫地说：“会。”

　　“不怕校长因此对你不好吗？”

　　“不怕。校长做错了，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批评。”

　　即将投入使用的淳化县地母庄小学新校舍由“国际计划”投资援建，而新校舍的最初“蓝图”却是由这所小学的学生自己设计的。

　　“国际计划”强调小学校舍这种建筑应该体现“对儿童友好”的原则，必须首先得到儿童的喜爱，因为只有儿童自己才真正知道儿童最喜欢什么，校舍设计首要的是认真听取儿童的意见，工程设计人员主要的职责是对儿童绘制的“蓝图”进行“技术性的支持和处理”。

　　“协调者”、“引导者”和“启蒙者”

　　“国际计划”交流与公共关系专员雷涛先生告诉记者，“国际计划”不应该、也没有实力去做“大包大揽”的事，它强调自己是一个“协调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促使“交流儿童”及其家庭以及“项目区”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其“内生”出致富的本领。

　　在强调自身是“协调者”的同时，“国际计划”也在积极和比较科学地扮演着一个“引导者”和“启蒙者”的角色。比如，在很多贫困山村，很少有村民刷牙，甚至有不少村民一辈子也没有刷过牙。“国际计划”采取的方法是免费为“交流儿童”发放牙刷和牙膏，希望借此能使农村的贫穷儿童养成每天刷牙的习惯。一些对刷牙“不以为然”的村民逐渐地发现自己孩子的牙齿变白了，他们欣喜地说，孩子长大后牙齿一定不会像自己的那样黄。“国际计划”则借此机会宣传刷牙的好处，以及不刷牙可能带来的疾病等相关科学知识，尽可能地在村民中培养刷牙的习惯。

　　“国际计划”在工作中特别强调村民的参与，它专门印制小画册告诉村民，“国际计划”资助项目的所有权属于“交流儿童”家庭及村民自己，他们也因此有相应的权利，诸如：项目全过程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对项目监测、评估和管理的权利等等。

　　争论与思考

　　也有一些人对“国际计划”的做法不以为然。陕北某扶贫办的一位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国际计划”的一些做法脱离中国国情，不切合实际。

　　当记者就此问题采访“国际计划”的工作人员、普通村民和乡村干部等其他方面的人士时，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认同那位扶贫办主任的看法。一位村民直截了当地说，那位扶贫办主任之所以那么说是有原因的：一些政府官员在考虑问题时只关心“上面的意思”，而不关心“下面的意见”，只想着为自己保留和争取更多的权力。“国际计划”的做法是“让村民作主”，这当然令一些“恋权”的官员很不高兴。

　　曾长期参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华援助工作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童保健室主任潘建平教授说，这些组织不会把自己外来的东西强加给中国，而是强调合作。每一项政策都要与中方一起讨论，并经过政府部门认可，它才可能做。所以，他不认同“脱离中国国情，不切实际”的说法。

　　今年30岁的王少平曾经是淳化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2000年4月，他离开了县委督察室主任的岗位成为“国际计划”的一员。他对记者说，这几年他最深的感触是，如果我们政府的一些部门也能像“国际计划”那样做事的话，那么中国全面的小康生活一定会提前到来。

　　（特别感谢“国际计划”的惠宁先生和西北农业大学的李君甫博士给予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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