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2日电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十六届三中全会更加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怀农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五个统筹之首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一个标志，即从改革初期着眼于资源配置、分户经营和把土地资源给农民，到现在的着眼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以平等的主体参与市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可用八个字概括，即“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徐勇还称，现在我们的农民还不是以平等的主体参与发展，对他们还有很多体制性的限制，此其一；其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所以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改革体制性障碍，二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决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过去我们把劳动力流动起来了，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成果。农业发展现在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把土地盘活，让土地流动起来。不把土地流动起来，就实现不了它应有的价值。但现在在土地盘活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权力对资本的干预，把土地资本的利润都拿走了，农民得到的很少。有些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征用，出现了所谓新的“圈地运动”，然后倒手，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值，但这种土地收益农民没有享受到。失去土地之后他们工作无着、生活无着，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三中全会特别提到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再如，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也是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权益。这几年我们的抛荒很严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下降。所以这次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直接补贴，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

　　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近两年的税费改革有很大成绩，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规范了收费制度。但这都是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推动的，具体到基层，其运行出现两个后果：一是削弱了村级经济的实力，二弱化了乡村教育文化事业的能力。减人时首先减乡村教师，这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乡村财政“收”的时候是抽油烟机式的，“支”时是漏斗式的，真正用于农民身上的很少了。这种行政式的税费改革难以持久，随时有可能反弹。因此乡镇的管理体制要改变，要有配套改革。现在我们税费减了，但人没有减，所以就会巧立名目，打农民的主意。

　　特别提出了对农民的支持，像医疗、教育等，中央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是城与乡的结合点，要防止以县的行政区划推进经济发展，而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能走老路，靠县政府的力量去推动发展，而要靠市场。在城镇化进程中，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化不但不能带动经济发展，而且会起到阻碍作用，因为它浪费了土地资源。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提法过去也很少有。过去我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是不管农民的，农民不是劳动保障的对象。这次这个提法把农民纳入到劳动者中，像一般的国民一样，为他们提供劳动机会和社会保障。

　　所有这些关于农村问题的措施是很切合实际的，体现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思想。(韩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