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10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主任张思涛向记者表示，现在中国电影虽然非常艰难，但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诞辰还是会举行众多的大型活动，而献礼的最好实际行动就是拍摄出多部优秀电影。为了能创作出多部优秀影片，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将向社会重金（最高16万元）征集电影剧本。报道中说，这是广电总局首次面向民间征集电影剧本。（详见今日本报Ａ29版）

　　在“中国电影非常艰难”的时候想到民间，希望借民间的力量和智慧摆脱目前的困境，这虽然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的办法，但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极其明智的正确做法。

　　造成“中国电影非常艰难”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电影生产的“国企化”、“哥们儿化”和“悬空化”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电影业与国企一样，电影编剧人才的培养和就业都由国家大包大揽，不管他是不是这块料。改革后这种情形虽然有了改变，但电影产业的主体仍然是国家。更可怕的是，有的所谓大腕以改革为“契机”，把国家电影的生产看成了自己的生意，抱着肥水不外流的原则，能自己写剧本的，就决不让别人插手，写不出来时就让小圈子里的哥们儿捉笔，实在没办法了才借用已经走红的小说，因小说不是原创，效果当然会打折扣。这些人垄断着国家电影制造业的大部分资源，是富贵和优雅的一族，他们缺乏危机感和跨行业的视角及平民意识，不可能有真正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如果受到各行各业的观众普遍欢迎，那才是奇怪的哩。

　　但他们面向民间后就不一样了。一是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在民间，其中的人才、高手当然更多。二是他们生存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没有悬空感，能够用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看人看事物看社会，写出的剧本自然不会脱离百姓大众。三是他们没有小圈子内哥们儿姐们儿的相互关照，深深地明白没有真本事不行，不下工夫不行。这些，都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写得比“专业人士”好，《刘老根》就是一个好例子。试想，整天窝在北京的那些电影人，能写出这样的各种人都喜欢看的剧本吗？

　　需要向民间求助的决不止电影这个行业，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门更应该这样做。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平时下发的文件、出台的政策或颁布的法规中，有一些在实践中总是难以执行，甚至引发民怨，一些政策制定者或立法部门闭门造车、缺少民间的参与和人民的授权是重要的原因。如果他们时时刻刻倾听和采纳民间的声音和智慧，让他們的意愿成为政府部门的工作目标，政府的工作一定比目前做得更顺利，政府的形象一定比现在更好。

　　电影界出台的这个措施值得各行业认真效法，这有利于改变我们一些部门不重视利用民间力量和智慧的传统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