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最大的价值在于她存在并发出声音

天则亦十年

　　如果说十年前市场经济路向的确立是市场发育的第一推动力，那么进发阶段的推动力则源源不断地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接续。十年市场路，正是一个各方身体力行，不断发力、不断调整路标并步步突围的征途。这里选取的，只是众多推动者群像中的个案。

　　市场经济十年

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方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波澜壮阔和风云激荡，学术从官方慢慢回归民间，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家以“制度经济学”为看家本领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建立。

那一天是1993年7月26日，其后便是天则经济研究所长达10年的艰难生长和辛酸实践。

“天则十年没有做什么大事，最大的事情是自己的存在，而自己并不大，竟然存在了十年！”天则所现任所长盛洪如是评价。

　　天则的声音是独立的

1993年之后，中国改革向纵深方面挺进，体制性矛盾在市场机制面前不断被暴露出来，市场本身的弊病也逐渐显现，谁来警惕权力和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则作为独立的民间机构发挥了其特有的作用，赢得了足够的尊重。

“我觉得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实践，就是发表你的声音，用你的话语影响社会。”天则前任所长张曙光说。

“独立的价值很重要，政府下属的机构有时为政府提出的政策进行辩护，会有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可能导致失误，而大家是不想看到过多这样的事情的。”盛洪说。

1998年长江洪水，张曙光认为，发洪水正好是政府不坚持保8％增长率的很好机会，而当时有人提出“洪水经济”的道理，这些人促使政府上，怎么办？

“天则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去了，我觉得要影响政府决策首先要影响他们，我和他也很熟悉。”张曙光说。

“我们那一期宏观经济报告说，现在正好是调低经济增长幅度的好机会，但当时的官方思路是保8，我说今年就算了，从明年起变一个样，将保8变成一个预测目标，不是执政目标。”

也许是张曙光的建议得到了尊重和采纳，当年11月的中央经济会议上的结果是，8％不是执政目标，而是预测目标。

“天则影响中国社会的途径不一样，我们也给政府部门做项目，三茂铁路社会效益评价，绿色行动计划，中国电信立法建议，水权与水市场研究等。”但张曙光概括天则的风格依旧是“独立”。

“天则和企业、政府部门签订咨询或者制度方案设计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声明，我们的研究是中立的，我们的结论不受委托方的影响。”盛洪说。

“天则十年正好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十年，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天则所成立至今，每次思想讨论都有我的份，但是回过头，每次都是我对，都是他们不对。”天则首任所长茅于轼说。

“我们从来没有过高估计我们的影响，我们最基本的态度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但是我们要发出声音。”盛洪说。

十年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很难说哪一项政策或者一种观点的确立是天则作用的结果，天则的作用可能就在合力之中。

　　市场经济的传道士

在看到天则有形作用的同时，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她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知识启蒙作用。

市场经济观念在中国被割断数十年，市场经济常识几乎从民间消失，1993年甫一落地，人们往往还有些茫然，而天则不吝啬于做一些很微小的事情，她在民间社会普及市场经济常识的努力得到多方肯定。

“我对于经济学肤浅的了解，不是从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或正厅级的经济研究所开始的，而是从天则开始，是从天则的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汪丁丁先生开始的。”学者秋风对记者说。

秋风多次参加天则所的双周论坛，而和秋风一样的学人则数不胜数，很多人只是热爱经济学，尤其是热爱自由市场，但苦于没有受过经济学科班训练，往往和秋风有几乎相同的经历。

很多人评价，“如果说中国有哪个机构在真诚地传播自由市场的理念，把它视为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学术结论，那可能就是天则。”

十年来天则几乎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目标，即在中国发展和普及制度经济学，并运用制度经济学影响社会和每个人。

举办天则双周论坛，为各类学者提供自由发表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基地，主持和组织“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和“政府制度改革研究”，举办制度经济学的年会和培训班，提供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举办各种经济学的专业论坛，设立天则所的网站，创立专业学术网站“中评网”，这些，就是天则的“传道”方式。

现在，中评网已不仅仅是制度经济学的阵地，也扩展为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传播基地。

经济学家何帆认为，天则使得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天则之前，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现在已经俨然成为主流。事实上，在天则周围已经形成一大批对制度经济学有深厚造诣，并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

盛洪对记者概括天则这一非赢利机构时说：“有的是宗教情怀！”

而更高度的概括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从确立到发展的10年，甚至放大到改革开放之后的25年，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如何启蒙大众，如何倡建公民社会的构架，天则无疑做了有益尝试。

　　民间机构的生长路径

天则之路也是非赢利组织如何在一个政府力量空前强大的社会中发育成长的路径。而非赢利组织的发展和发育正是市场经济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天则当初是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注册的，“原因是当时注册为非赢利机构非常困难，政府不鼓励，甚至禁止这一类机构的建立，这一情况至今多少有了一些变化。”

茅于轼老人几乎和每一个要求谈天则的人讲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要有政府、企业，还要有非政府、非赢利组织。“百姓不但需要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政府的治安和权力性服务，还需要非权力性的服务。固然这类服务也可能由政府提供，但是不如没有权力的非政府组织来做效果更好。”

道理是一点点地讲的，事实上，最初天则并非为各方所理解，但后来政府也慢慢地开始理解天则的价值和意义，并开始和天则进行合作。

“我们的态度，第一是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第二，我们愿意和政府合作，我们也要对一些规则、法律提出批评，我强调我们的善意态度。”盛洪说，“政府也需要中立的意见。”

但盛洪同时认为，“天则所内部的分歧比人们想象的大。如果换成一般的民间机构也许就解体了。”

1997年的一天半夜，张曙光突然打电话给天则理事樊纲，说常务理事们在是否接受牟其中南德公司赞助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第二天必须作出决定，因此决定按照制度提交理事会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是不接受赞助。”盛洪说，“我们有意见分歧，但我们有宪政原则，大家都承认投票的权威性。天则所一共出现四次大的分歧，但都依照这一原则得以化解。”

事实上，即使到今天，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还很狭小，天则的道路也许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茅于轼列举了天则所面临的几个问题：内部管理不完善，理事会制度不健全；不能有效吸引优秀人才的进入，后继无人；资金来源有限，时刻有经济压力，社会还没有形成对非政府组织的捐赠制度和文化等。

但无论如何，天则十年，其自身的成长就是一部非常生动的市场经济教科书，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生动教程，也是民间知识分子出世与入世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