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来就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破立之际，新旧交锋，往往其状惨烈。而在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新旧体制之间的“生死相搏”，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厉有为、陈定模、陈光、沈洪嘉，他们这十年的人生片段，便是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的缩影。

　　本报记者  李文凯

1997年的中国，站在一个路口。

1997年的厉有为，被人推到了悬崖边。

所幸，一个人的思索，与一个国家的选择，归于一途。

一番“心得”骤遭“围攻”

1996年11月20日，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带着一篇论文参加了校内一场研讨会并据此发言。一位评述人士后来说，在这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论文中，厉有为以比之后批判他的人“更为认真的态度，考据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力图证明公有制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

文中，厉有为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番学习体会：为了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他直言不讳地提问：“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作为答案，他提出应该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虽然文中没有明言，但根据此文的逻辑以及他后来的表述可以确定，厉有为青睐的，是股份制经济。

虽然在当时的学术界中，类似的声音并不新鲜，但地方官员中对此进行如此认真思考的，厉有为可以说是第一人。

然而，令厉有为始料不及的是，他这篇“还在修改之中”的文章，居然被那些“偷鸡摸狗，连姓名都不肯让我知道”的“隐身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

在最早出现的一份匿名批判厉有为的“白皮书”中，厉文被形容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指名道姓地直斥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

1997年1月8日，20多名学者聚会研讨，并在2月10日形成了一份光题目就足够引起中国人不愉快记忆的批判材料———《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3月4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一篇《团结起来，保卫宪法》的发言从另一个角度向厉文进逼，将之称为“‘反宪法派’的代表作”。

事实上，厉有为的文章，并非是在中央党校几个月的学习体会那么简单；而那些匿名批评者在批判厉文时援引列宁痛斥奥地利社会党人以及第二国际这些“社会主义叛徒们”的一番话，相信也并不只是用来警告深圳市委书记一个人的。

虽然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与随即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并没有停息，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经济改革走到攻坚阶段所面临的最大“瓶颈”——所有制问题。

“厉有为风波”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一部分，但更适合被看作是它的一个产物。

批判厉有为的文章，都会引用这样的数据：“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自1992年以来，每年以近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现已降到临界点（30％），甚至低于大张旗鼓搞私有化的俄罗斯（40％）。”因此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深入，使国有企业丧失了主导地位，外资和私营经济却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在改革中萌生。”

厉有为以学习体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其实已经表露出他的应战意愿———对方拿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助阵，他也要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出理论武器。

　　个人一小步和国家一大步

“厉有为风波”的一个关键点，是厉有为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职务。

正当理论界各派为姓“资”姓“社”问题争论不休，全国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转轨停滞不前的时候，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却至少已经走在全国前面5年。

从1996年10月3日开始，《深圳商报》连续发表10篇“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综述”，详细介绍了深圳市市场经济体制的十个组成部分——深圳人称之为“十大体系”。

随着1997年4月国家体改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上海、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展的报告》，以及5月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在全国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系统地介绍深圳的“十大体系”经验，深圳宣布：已经率先建成市场经济体制。

也是在同一年，深圳宣布自己下一步的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也给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部署了这项任务。

而从1990年到1998年1月历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和市委书记，与深圳同声共气了近10年的厉有为，自然对于市场经济有最直接的感知和思考。

早在1993年的时候，厉有为就提出市场经济要建立五大体系，一年后，这个内容扩充为八大体系。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五大体系还是八大体系，厉有为当时都没有提到涉及所有制的体系。及至1996年深圳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形成，最为核心的却恰恰是这个敏感的“所有制体系”。

如此，便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直到“所有制体系”形成，深圳的市场经济才终于“摸着了石头过了河”。

而厉有为正好在这个时候写就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也就不仅仅只是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体会了，更多的，应该是实践的体会。作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指导者与全程亲历者，厉有为显然清楚地知道，改革正在过难关，而能不能过关，就在于所有制问题能不能得到突破。

厉有为焦虑的，还有深圳的成就与经验，是会得到肯定，还是会被否定？

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深圳与其他地区的差别。所以在他看来似乎只是基于实践而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小小一步”，结果会在北京遭到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

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本质上就是为市场经济而生的。此前的深圳，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也微乎其微，而且一开始就以学习香港的市场模式为导向，进驻这里的也大多是外资企业和有雄心壮志的中国民营企业。因而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深圳并不存在“转型”的问题。

但作为特区的深圳，至少没有像香港一样获得“一国两制”的待遇，许多的“新鲜事物”，迟早还是需要一个“说法”的。

这样一个说法，在1995年厉有为与学者胡鞍钢进行“深圳该不该继续特下去”的辩论之后，显得尤其急迫起来。也就是在这之后，深圳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方向，在此后一两年中已经非常明显。

虽然深圳的国有经济基础并不强大，但深圳市委依照中央的精神，也曾提出过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采用当时全国通用的方案，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选取6家大型国有企业为重点，制定了一个“六大百亿集团”的目标。

但此后人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万科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民营经济转变之后，也开始崭露头角。

成立于1985年的中兴通讯公司，起初国有资产占绝对控股地位，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股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则是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了公众流通股，而且后者占到总股本的38％，国有股只具有相对控股的能力了。

厉有为的文章，正写成于中兴通讯改制的前夜。虽然两者并没有直接因果关联，但地方官员的自我理论思索与地方企业的自发改制，在这个时段如此丝丝相扣，反映的却是大势所趋。

对于厉有为来说，他不能接受“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之类的批评，他的文字强烈地希望为股份化正名——“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待到中共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1997年9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对厉有为的专访，不但没有丢掉乌纱帽，反而成为十五大代表的厉有为第一次获得公开的机会，对自己文章遭受的驳斥再进行反驳斥。他显然已经明白，自己渡过了难关。

当然，对于他曾力图阐释的第三种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厉有为此后也不再提起，而是一再引用十五大报告中的论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属于集体经济，也是公有制的范畴。

如此，一个地方官员理论思考的一小步，与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步，在这里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