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嘉：将“反垄断”进行到底(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3日15:40 南方周末

沈洪嘉图／刘鉴强　　市场经济十年

　　本报见习记者刘鉴强／文图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分院的大门东侧，密密麻麻排着几家名为“IP电话超市”的小店，10月17日上午，一位女生正在这里打长途电话。“真便宜，每分钟只要两毛五。我隔几天就给妈妈打个电话。”她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

　　不知她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国电信业的竞争没有一点一点地开展起来，她不可能得到这种实惠；她恐怕更不知道，就在她背后几十米外的学校宿舍楼上，住着一位叫沈洪嘉的退休教授———这个68岁的老人，因第一个向中国电信业“开炮”而被称为“反电信垄断第一人”。

　　不要忘了一个叫沈洪嘉的人

　　“我在中国大地上放了一把火。”沈洪嘉笑着对记者说。这把“火”是1995年开始点起的。

　　1994年，沈洪嘉回上海探亲时，发现上海的电话月租费为18.5元，交了月租费后可以免费打60次市话。而济南的月租费为26元，没有免费拨打。1995年，作为济南市政协委员的沈洪嘉在政协会议上递交了一份提案，质疑电话月租费的合理性。

　　1996年3月，他又写信给当时的邮电部部长，但未得到回应。

　　“他们不理我，我就给新闻媒体写信，让大家评评理。”1998年三四月间，《南方周末》连续发表了沈洪嘉的3篇文章，对电话月租费和初装费的收取提出质疑。由于公众对中国电信业积怨已久，几篇文章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开启了当年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把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

　　当时沈洪嘉的矛头主要对准电话初装费，“装一部电话，凭什么要交高达数千元的初装费？”

　　电信部门对此给出的理由是，收初装费是为了收回建设成本。但随后就有电信内部的人向沈洪嘉透露，1993年至1997年，电信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4530亿元，其中48％为电话初装费，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的2000多亿元变成了电信业的固定资产。

　　沈洪嘉质疑说：“我打电话，居然要先出钱给电信企业买设备，就好比老百姓要坐飞机得先凑钱给航空公司买飞机，有这个道理吗？再说，财政部要发国债借老百姓的钱，不但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还得还本付息，电信业凭什么就可以将老百姓的钱放进自己腰包里？”

　　在全国舆论不断质疑的情况下，1998年5月4日，信息产业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承诺取消或调整部分不合理的电信收费。1999年3月1日，电话初装费大幅降低，由过去最高5000元降至1000元以下。

　　3月8日，沈洪嘉及全国各地的32人，就电话初装费、月租费、话费以分计费及手机双向收费等问题，向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5月24日，信息产业部在答复中说：“从电信经济学的角度……月租费的理论含义是回收用户线成本。”

　　沈洪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质疑和反驳：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学，必须遵循国家的法律。电信业高额收取的初装费，已包括他们所说的“成本”。这种从消费者口袋里两次索取同一个成本的“电信经济学”，“就像我花钱买了房子，要住进去还得按月交租金一样，太荒唐了！”

　　电信部门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一步步地后退。2001年7月1日，市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终于被取消，一年减轻社会负担200亿元。有媒体说：“当大家享受到这些时，不要忘了一个叫沈洪嘉的人。”

　　总要有人先站出来

　　“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大的事。”沈洪嘉说，“我的力量很小，只不过这个力量代表了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他在与电信叫板过程中逐渐悟出来的一个道理：任何社会要发展，有两个坎不能越过，那就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从来没有哪个经济强国是靠垄断经济发展起来的。”他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行业的垄断地位。”

　　“权力经济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以权力获得暴利，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每年的GDP增长很快，可是其中有多少垄断部门的非法收入？有多少是权力加暴利的收入？”沈洪嘉指着大学校门方向说，“那里就有邮政部门的人在卖邮票，2元面值的，他们只卖1元。你说是谁在扰乱市场秩序？就是垄断行业自己！”

　　沈洪嘉告诉记者，他最近想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建议国务院整顿垄断行业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一个人不可能解决垄断问题。”他说，“但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我站出来，可能解决得快一点。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总要有一部分人先站出来。”

　　令沈洪嘉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的行列，近年来反电信垄断已形成了“同仇敌忾”之势。沈洪嘉说：“对于乱收费的问题，电信部门作为既得利益者，虽然能拖一天就拖一天。但迟早是要解决的，这是大势所趋。”

　　对垄断行业步步紧逼

　　对于垄断现象，沈洪嘉随手举了几个例子：邮政中的平信，20克之内为8毛钱邮资，超出1克即为1.6元。这就像做买卖，1斤1两就收2斤的钱；邮寄特快专递时，200克以内为20元，超重之后，不管是超1克还是200克，都加收6元。而且，特快专递?欧庵?45克，是寄件人花2元钱买的，可是称重时仍然算在里面。“这个信封就被邮政部门重复计重，多收了钱。”

　　还有，水、电、煤气的计量表，是经营部门用来计量的，“凭什么要用户出钱？”沈洪嘉喜欢用简明生动的例子来讲道理：“这就像去商店买布，难道你商店不备尺子，而要买布的人自己带尺子吗？”

　　因此沈洪嘉表示，“烧”完了电信，他还要“烧”其他行业。“直到我老到干不动为止。”

　　从8年前对有关部门的呼吁、5年前无奈地求助于媒体，到现在利用法律，在反垄断的斗争中，沈洪嘉逐渐走上一条符合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发展逻辑的道路。

　　“做事要有法律依据。跟垄断部门较量，没有法怎么斗？”为此，教了一辈子电子技术的沈洪嘉开始研究法律。最近他发现，信息产业部规定查询市话费用不能给打印查询清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但是，他无法起诉这种侵权行为，因为这个规定受到《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项的保护，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所提起的诉讼。

　　今年10月10日，沈洪嘉通过政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对《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进行违宪审查，因为这一条款使“广大消费者被垄断行业任意掠夺”。他说：“只要解决了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垄断行业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沈洪嘉在扮演“斗士”角色的同时，还要求自己做好一个启蒙者。“我今天提出问题，并不期望明天就能解决。我们要有耐心，要一步一步来。但必须现在就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

　　今年4月1日，沈洪嘉又开始了新的行动。他联合其他两位消费者，给新上任的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就一些收费项目进行解释并改正。7月，山东省通信管理局的3位干部受上级委托来与沈洪嘉交流。沈洪嘉当时对他们说：“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回去立即明晰初装费的产权，取消月租费，如果不改，我们会告你们。”

　　几个月过去了，毫无动静。沈洪嘉告诉记者，他想过几天打个电话问问，如果对方还没有反应，他就要进入法律程序。“我决不会客气。这把火一定要烧下去！”

　　问沈洪嘉：“你跟垄断部门较量，不害怕吗？”

　　“不害怕。”沈洪嘉回答说，“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变了。现在要发展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也写进了宪法。如果不是这样，你们记者也不敢来采访我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