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十年

本报驻沪记者  谢春雷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果10年前谁敢这么干，就不啻为“石破惊天”了。而山东省诸城市市委书记陈光当时就惊世骇俗地干了一回——他把全市272家国有（集体）企业全“卖”了，并从此被戴上了“陈卖光”的帽子。

　　诸城破冰

诸城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1991年，陈光由潍坊团市委书记调任诸城市市长，时年35岁。

陈光上任初时，诸城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经过调研，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因此“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了”。

可要动的是产权制度啊！以前从来没有突破过。但爱研究政策的陈光还是从十四大报告中找到了改革的方向——“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这成了他当时推动股份制改造的理论依据。

试点选择了总资产270万元、职工277人的国有小型企业诸城电机厂。改制后的企业叫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据该公司党委副书记张玉兰介绍，市政府最初拿出的改革方案是国家控股51％，职工买断49％，但我们提出由职工全部买断，“陈市长支持我们”。最终定下来的方案是，9个厂领导每人出4万元，20多个中层干部每人出资2万元，普通职工每人出资6000元。

张玉兰说，“当时我们压力大啊，有人说，社会主义就这么改变了吗？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职工的积极性高啊，全厂只有几个人没有购买股份。”1992年12月28日，开元电机有限公司举行成立大会。诸城市工商局长当场发工商登记证，证上“企业性质”一栏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股份合作制。

陈光在会上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10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为了让改制顺利进行，陈光还于1992年底撤销了5个企业主管局，人员一个不留，只保留一个经贸委。

1993年，陈光出任诸城市委书记，改革速度骤然加快。从5月开始，诸城市全面进行以产权改革为主的改制，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至1994年7月，全市288家乡镇办以上企业，有272家实现改制。

“我并没有迷信‘一股就灵’。”陈光说，“许多配套政策当时就跟上了。”他为改制企业职工建立了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女工生育五大保险制度，让市场来解决这些问题。

　　备受争议

陈光的改革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诸城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说，当时的许多老干部都持反对态度。

由于媒体的报道，陈光又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争议对象，他甚至被反对者称为“陈卖光”。山东省社科院原副院长赵海成教授说，反对者认为陈光的举动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几十年的公有制、社会主义，被他一改不是没了吗？”许多学者在理论刊物上对陈光进行了批判，有的甚至全盘否定。

当然，也有支持陈光的。支持者认为，企业到了这个地步，非改不可，不改就是死路一条。而得到了实惠的企业职工则是改制坚定的拥护者。陈光讲了一个细节：当时有电视台记者直接到某工厂采访一位工人。那工人只顾埋头苦干，不大搭理记者。记者再三追问：“股份制有什么好，你们那么积极？”工人突然蹦出一句：“过去是替人家干，现在是替自己干！”

争议到1996年总算有了权威定论。这一年，根据朱镕基副总理的指示，国务院派出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为组长的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查。8天后，结论出来了———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最后的评价是：县属企业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难多，诸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为“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

所有的肯定都源于股份制改革带来的成效。改制3年后的1995年，诸城被“卖掉”的企业全部赢利，亏损企业全部扭亏为盈。但作为改革者的陈光，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位原诸城市委机关干部回忆说，当时陈书记压力大到晚上睡不着觉。

　　“三光”专员

1997年，陈光调任山东菏泽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

菏泽是个传统农业大市，到1997年，工业立市的方针还没落到实处，全地区1550家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固定资产426.5万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10；县属以上工商企业总资产93亿元，总负债高达114亿元，县工业企业亏损面达90％。1997年12月，陈光升任菏泽地区行署专员后，拉开了当地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的序幕。

陈光几乎复制了诸城的股份制改革模式，只是在形式上作了因地制宜的改变。因为菏泽太穷了，不能大规模地由职工出钱用股份合作的形式把企业买下来。后来广泛采取的一种办法是，抓住大企业集团搞“低成本扩张”的机会，把困难企业“送给”优势企业，以此带来资金、管理、技术和市场的增量。

非议又接踵而至，因为改革让不少亏损企业的厂长、经理没了位子，而“送”企业那一套更是令许多人无法接受。

但陈光根本不管这些议论，坚持要求各级政府敞开县门区门，像推销产品那样推销自己的企业。他说：“如果孩子能养好，换个爹娘又何妨？只要能把企业搞活，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菏不姓菏。”因为他明白，只要送出去，企业摆脱了困境，地方上才有税收。

陈光无所顾忌的“送”，终于让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外号———“陈送光”。当时有一家香港媒体，把他在诸城和菏泽的经历联系起来看，带有调侃地评价：“陈光、陈卖光、陈送光，不亦‘三光’（政策）乎？”

但实践再次证明了陈光的正确。拿2002年与1997年相比，菏泽全市企业亏损面由90％降到12％。

　　心路历程

“我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心血来潮，或是争先进。”现任菏泽市委书记的陈光，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特别强调。他认为，自己只是中国改革的参与者。

对于改革的进程，陈光可谓烂熟于胸：自1980年代初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直至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仍是以改善政府部门和企业间的关系为主，始终没有触及致命的问题——产权制度，企业的产权关系依旧不明晰。最终还是：工人当家不作主，厂长有权不落实，企业盈亏不负责。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他才敢于对产权制度改革“动真格的”。

陈光还对本报记者谈起了他义无反顾搞改革的思想动因。他说：“我也是穷孩子出身，既然让我主政一方水土，就不能眼看着企业亏损，职工吃不上饭。良心驱使我必须去寻找脱离困境的办法。至于上面让不让我搞，有无风险，这是其次的，首先要看老百姓需不需要。”

陈光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事实摆在眼前：建国40多年，不少国有企业总在亏损，你认也罢，不认也罢，体制好，制度好，为什么会亏呢？我认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这是我当时答复批评者的话。一个二三十户农户的生产队就是集体所有，是公有制，我们270多名职工买下270万元的企业，即使不叫公有制，叫集体经济总可以吧？”

改革者总是会遭受非议。对此，陈光也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常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我在改革时是不会去考虑这些的。你处理我，免我职，我不管，历史总会有个定论。因搞改革被人骂、受批判，是正常的，关键是做人要有个标准。”陈光说，“如果老是考虑领导高不高兴，提不提拔，那就当不了改革者。”

不久前，陈光的一位老领导给他打了个电话，其中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让陈光倍感欣慰———那位领导对他说：“多亏你小子廉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