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戴敦峰

1995年，45岁的刘玲下岗了。年龄大、学历低、缺乏专业技能，是许多刘玲同时代的下岗工人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们是上海近5年产业结构调整所承担的社会代价。

下岗后刘玲当过保姆，做过家政，但是收入都不高。丈夫单位的效益也不好，夫妻俩每个月不到1500元的微薄收入既要维持家用，又要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提供学费和生活费，每个月总是入不敷出。

像刘玲这样的“城市贫民”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副产品。2000年，上海市尝试通过专家，为刘玲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项目评估咨询。在家人的建议和专家团的帮助下，刘玲决定开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尝试一次自己当老板的滋味。

医疗器械是医疗事业的三大支柱之一，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专家组和政府实践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救济的功能。刘玲不但从专家的咨询中获得启示，也从专家那里获得市场信息、信心和必备的条件。她抓住了上海更换医疗设施的市场机遇，经过向有关部门提出咨询意见和专家们的集体论证后不久，刘玲从上海银行获得了开业担保贷款30万元。

事实证明，银行贷款、专家组和政府尽到了职责。尽管医疗领域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强，但非公经济企业“船”小灵活，同样具有优势。

正确的选择和重新参与竞争的勇气使刘玲的公司很快实现了赢利，还为几十名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效益与公平在这个普通的下岗女工的创业历程中实现了统一。这背后，同样有政府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