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过去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随着城市的扩容，打工子弟学校也像被帘子卷着一样，被推向越来越远的城乡结合部。“黑网吧、黑发廊、黑学校”，“黑学校”曾是一些地方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称谓，把打工子弟学校与“黑网吧”、“黑发廊”并列，反映了这些地方对这类学校的排斥态度。管理决策部门先前对打工子弟学校严厉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然而，一纸意见仅仅触动到了收费链条，远不能让那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孩子都坐在城市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和城里孩子一道享受公平的义务教育仍是这些孩子和他们家长的理想。

　　易本耀近日来骑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一块可以承载安稳书桌的地方。

　　年底将至，如果12月底以前还找不到新的校舍，他的容纳1300多名学生的分校将面临流落街头的困境。这片城中村已经纳入了北京市拆迁改造规划，在易本耀的学校北侧，一排排气派的新建居民楼已逼至学校墙根，红墙绿窗与低矮灰暗的简易校舍反差鲜明。

　　易本耀是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五路居附近的四个校区，共容纳了近3000名学生。

　　今年9月底，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与媒体的乐观相比，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一如既往地坚守阵地：“我们都被取缔、驱赶过多少回了，学校生存发展到今天显然还有它存在的道理。”北京市区的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则明确表示：“还没有接到有关通知。”

　　虽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实质性变化还未到来，但人们乐观地认为，《意见》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教育公平”的理念，给金秋十月的北京增添了一丝温情，让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人们心清气爽。

　　砸断收费链条

　　我国现有流动人口1.2亿，其中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学龄子女估计有700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韩嘉玲博士的调查表明，北京地区外来流动人口中在京居住的外来人口已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21.18%，由于北京市在产业结构上服务业占主导，因此北京的流动人口中以家庭流动为主，这就使得这一群体第二代人的成长及教育凸显为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

　　据保守的估计，目前，北京市有打工子弟学校400多所，吸纳外来学生8-9万人，此外在该市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有8万多人。针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北京市较早作出了回应，该市各区县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有的是生硬地取缔，如丰台区计划将区内的约50所打工子弟学校全部取缔，有的采取扶持规范，收到的效果各不相同。

　　从去年6月起，北京市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标准，对区内打工子弟学校进行疏导，要求全市公办学校向外来流动儿童开放，同时整治、清理私立打工子弟学校，保留部分具有一定规模、办学条件好的学校，取缔那些限期内不达标的学校。在北京之前，一些城市针对日益增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然而却是各自为阵，缺管统一的操作规范，国务院转发有关部门文件为这种趋势确立了框架。

　　然而，一纸意见仅仅触动到了收费链条，远不能让那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孩子都坐在城市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以往，一个进城务工就业农民要将孩子送往公办学校颇费周折，即使在交纳各种名目繁多的赞助费、借读费等费用后，很多学校依然会以“容量已满”来搪塞。虽然早在数年前，教育行政部门就明确规定，各学校不得巧立名目收取各种形式的赞助费，但许多学校照收不误已是公开的秘密。此外，各地制定借读费的标准不一，按北京市现行的标准，是每生每学期240元，这样低的收费标准，各学校在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时显然积极性不高。因此，一些家长在为孩子择校时，还是将目光锁定在进入门槛低、收费低廉的打工子弟学校。

　　学校生存维艰

　　“黑网吧、黑发廊、黑学校”，“黑学校”曾是一些地方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称谓，把打工子弟学校与“黑网吧”、“黑发廊”并列，反映了这些地方对这类学校的排斥态度。

　　在夹缝中生存、在漂泊中壮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备尝艰辛，它的出现，有学者称之为农民工自救的结果。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是易本耀的夫人李素梅。1994年9月，受亲朋好友委托，曾做过民办教师的李素梅把9名外地来京的孩子集中起来，以窝棚为教室，坐石凳、伏泥桌，读书识字。此后，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发展为北京最大的一所专为外地来京的孩子提供就学机会的简易学校。

　　即便发展到今天，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仍面临着被整顿或取缔的危险。按照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基本标准，该校仍存在较大差距———校舍是租赁的，条件简陋，通风采光条件差，冬不挡寒，夏不避暑，除了普通教室外，没有其他专用教学用房，行政、生活用房更加简陋，活动场地狭小，教学器材、设备严重短缺，图书资料匮乏，没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在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周围，一个班或几个班组成的麻雀小学比比皆是。条件简陋、管理无序、教学质量不高、安全隐患较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引起了管理部门的忧虑，“这么多年，我们整天为学校的事睡不好觉，精力主要花在学校以外，他们(管理部门)也天天睡不好觉。”易本耀感触颇深。

　　就是这类民工子弟学校，因为收费少、办学灵活，受到了低收入进城务工人员的普遍欢迎。易本耀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一学期的学费为300元，书费为80元，收费标准是根据多数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来制定的。比如，一位进城种菜的农民，一年全家的收入在1.2万元左右，除去2000元的房租，再除去生活费用，能投入孩子教育的资金十分有限，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孩子就处于失学的边缘。

　　31岁的河南固始人陈金贵在行知打工子弟学校门口摆个小摊，他的孩子已跟随他在北京生活了5年，陈金贵说，如果这个学校没了，他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当记者问陈的孩子是否愿意回家时，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使劲地摇着头，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

　　曾经有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易本耀时问，为什么不到有关部门办理办学许可证？易说学校办学条件简陋。为什么简陋？因为没有钱。为什么不多收点学费？多收学费孩子们又要失学了。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在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费用入不敷出，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如果要按有关部门的标准来设置，学费相去甚远。易本耀说，办学9年来历经磨难，支撑他把学校办下去的信念是出于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北京几度破冰

　　与易本耀的遭遇不同，北京市昌平区赛伯学校的举办者郑建国顺风顺水得多，早在去年4月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之前，郑就顺利地拿到了昌平区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郑建国办学的理由缘于自己孩子上学的遭遇。1997年，在北京打拼多年的郑建国萌发了把孩子从河北赤城老家带到身边读书的愿望，于是托关系找到北京一所学校的校长，那位校长听说郑建国是一位“老板”后开出了价码，孩子借读没问题，但得交20万元的赞助费。郑建国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交20万元还不如自己办一所学校呢。于是赛伯学校的前身“赤城一中昌平分校”很快挂牌成立，当年就从赤城一中等地引进20名老师，学生仅9名。此后，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几易其址，现在租用着铁道部一所闲置小学的场地，标准的校舍，几年来200多万元投入到教学设备，使郑建国很快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然而，拿到门票的郑建国处境尴尬：由于学校地理位置偏僻，每学期500元的学费比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略高等原因，赛伯学校至今只有180多名学生，他每年要为办学支付20多万元的损失。进退两难的郑建国说，昌平区有3万多名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孩子，其中仅有1万名左右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就读，剩余的一部分在该区47所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他希望昌平区能给他一块固定的建校用地或采取其他扶持措施，让他能继续这项事业。

　　不仅在昌平区，在北京市的其他一些区县，管理决策部门先前对打工子弟学校严厉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打工子弟学校比较集中的海淀区，这类学校的举办者普遍感觉环境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海淀区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海淀区作为北京的教育文化区，因为是一个新兴的区，外来人口众多，这些人为海淀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流入海淀的这些孩子也将成为海淀区公民，区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目前在海淀区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有3万人，还有1.3万人在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不仅要让这些孩子享受到公平教育，还要让他们享受到优质教育。一方面，海淀区逐步规范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合格的予以审批，另一方面还是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

　　这位负责人同时也承认，海淀区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去年一年就为此支付了5000万元。

　　石景山区的做法更是大胆前卫，该区教委指定玉泉路小学和金顶街职业高中两所公立学校为专门接收外来人口子女的专门学校。玉泉路小学王校长介绍，该校500多名学生中90%以上都是流动人口子女，他们享受的是和其他公办学校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

　　本报记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