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皮鞋、箱包等产业已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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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杨艳萍(记者)

　　在GDP增长全国排名第三的浙江省，温州的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不断下滑的态势，2003年7、8两个月连续在省内主要城市排名中倒数第一，不仅引起温州地方政府以及浙江各级部门的高度关注，也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10月19日在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高级研讨会”上，“温州GDP全省倒数第一”，成为了来自北大、人大、复旦、浙大的经济学者们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温州现象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史晋川教授，在本刊上期对温州问题所作报道的基础上，与史晋川教授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温州产业“待机锁定”现象

　　史晋川认为，温州经济出现滞长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待机锁定”。

　　改革开放20年来，温州的产业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以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而在浙江的其他地区，比如杭州、绍兴的软件园区、宁波的滨海工业等已在蓬勃兴起，即使在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中，仍然大多从事同样的行业，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史晋川说，其一是与温州传统的商业和历史文化禀赋有关。两代人从事同样的产业，是因为他们所拥有地方、家庭的背景、所掌握的生产技术知识、现有的市场网络以及对产业的理解是相同的。温州企业家如果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就意味着他要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营销网络中，这无疑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在新的领域中进行拓展。而在温州人做熟的传统产业中则不然，他以很低的成本就能轻易进入。

　　其二是在原有的产业中，温州人已做得极其精到，并在温州当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由温州人来掌控，这样就形成了它的比较优势。就目前阶段来看，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国内，在国际市场它都具有竞争力。这样温州企业家产业转型或者升级的动力就相对要小。

　　“有人说温州人能把现有产业做大做精也不错，我想这里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就是温州的产业是否有升级的内在动力。或许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保持现状未尝不可，但温州地方政府已经有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想法，他们也想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能在新兴产业上有所拓展；另外从经济学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看，温州确实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

　　史晋川告诉记者，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在任期间，在1999年到2000年曾经力主做过“温州数码城”项目，吴的本意是通过引进高科技产业来改造温州的传统产业，在此过程中提升当地的产业结构，孵化出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现在不少温州当地人认为，这个数码城项目是比较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与参股的主体有关，另一个是人才问题。温州人也知道，靠本地人的力量数码城项目是办不起来的，但是他们为此引进的人才很快又纷纷离去。外来人才难以融入当地的氛围，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在温州显得更为突出。

　　温州“零外资”现象

　　“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温州吸引不到外资。”史晋川告诉记者，温州现有的所谓外资，几乎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然后拿本护照回来开办企业，所从事的产业与当地也没什么区别。“不仅如此，温州连‘内资企业’都没有，温州以外的中国人，甚至温州以外的浙江人都不会到温州来办企业。”

　　这又是为什么？在这块充满商机的土地，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来投资？温州当地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是因为在现有的产业里，温州人已经做到了全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外资进来几乎没有竞争力。另外温州现有的产业形态是，我生产服装，哥哥生产布料，弟弟生产纽扣，妹妹负责市场销售，整个产业链都在当地人手中，外地人根本插不进。

　　史晋川并不否认这个因素，但他经过更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温州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与温州的私有财产之间，已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这张网你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一旦进入这个地区，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这个观点过去有些温州的同志并不同意，只有一个人很是认同，这个人就是原温州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后来担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她在温州任职期间，她的弟弟就利用她掌握的权力承接工程。在一次会后对我的观点表示充分认同后不久，杨秀珠就携带家人逃去了美国。”

　　政府官员多边化现象

　　外地人不到温州投资，温州人的投资却遍布全世界。史晋川将温州人这种生意活动，归结为类似于多边声誉机制(惩罚机制)为主构建的机制网络关系。

　　所谓多变化的声誉机制(惩罚机制)，是指一种人格化的交易执行方式。在一个范围较小的乡村或城镇，一个人的行为好或者不好，通过口口相传，会使这一区域中几乎所有人同时得到信息，并对此作出比较一致的反应。与多边化相对应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日益盛行的双边化机制，就是在两个生意伙伴之间出现问题，只需通过法律就可解决契约中产生的矛盾，而不会在整个宗族或一个区域中引起更大的反响。这是一种在规范和法制的基础上进行的非人格化的交易执行方式。

　　多边化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温州，包括温州在海外的社团都在采用这种机制。像这样的经济组织如果要跨出一个地区，开辟新的商业领域，必须依靠大规模的移民来支持。温州人就是这样做的。

　　“原来经济学者们讨论这种机制，都是在讨论商人和商人之间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20多年，温州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已逐渐成为了多边机制的一部分。”

　　在温州，不少地方干部的亲戚朋友都在经商，或者他们本身就在企业中有股份。过去温州县里的干部可以拿到土地在城区造房子，二、三楼是住家，一楼就是铺面做生意。史晋川说，“当年苍南县打假，始终执行不彻底，原因何在？假如打假力度过大，造成当地工商业的衰落，干部们自己商铺的租金就会大幅下降。房租的收益可比他们在政府里的工资高很多倍。”

　　多边化原有的特点，就是以亲缘、地缘、宗法、家族、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一旦政府官员卷入多边化，在产权的保护上就不会一视同仁。一些与之有利益关系或者大的资本就会得到保护，但是例如正泰、德力西这样规模的大资本的企业，由于经营规模不断扩张，在温州当地没有办法获得它所需的要素市场的支持，贷款数量过大，温州当地支行就无权放贷；企业要自我提升，外地的人才又不肯来，此外还有市场、技术、信息渠道等因素，温州都不具备优势，这些都会引起大资本向外流出。

　　与此同时，中小资本由于在政府的保护措施中处于弱势，也在成群结队地外迁，外面的资本进不来也不肯进来。因此部分政府官员卷入多边化的结果，就是温州本地的经济在现有产业结构下被锁定，资本大量外流，甚至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使当地的经济失去竞争力。

　　“据我的观察，温州移民在国外的第二代，很少有人愿意再进入这个商圈，他们更希望融入当地的主流这会。”史晋川认为，这样就造成海外参与温州多边机制的人员在不断减少。多边机制在它的原发地温州出现衰败，而在温州人拓展的地区，他们的经济网络也会逐渐被以现代法制为特征的双边机制所消解。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温州人正在声势浩大地向外迁移和对外投资，多边机制似乎正在向海外扩张。这种局面的形成，恰恰印证了当地政府一些官员被卷入多边化机制这一现实。”史晋川估计，多边化机制在其中心地区的消退已经显现出来，如果再没有及时有效的措施，再过20到30年，温州人经济就有可能像今日的温州经济，逐渐丧失它以往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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