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一生

　　就她的政治作为来看，如果说她不是个政治家的话，那她起码是个准政治家。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天天与丈夫在一起，不仅可以在枕边议论政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宋美龄的“参政”程度是其他国家的第一夫人望尘莫及的，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她都能够为丈夫提供决策的动力和助力。

　　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宋美龄的影响不仅超过了她的哥哥、外交部长宋子文，而且超越了她同时代的任何个人；她对国民党外交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代”的局限，无论在蒋介石时代，还是蒋经国时代她都是最具影响的人物。

　　应该说，由于其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和美国价值观以及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宋美龄敌视共产主义，仇恨共产党，也是终生的。作为她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宋美龄的价值观决定了她的毕生选择。这也许是她个人人生悲剧之所在。

　　宋美龄出生于中西合璧的传奇家庭，拥有传奇般的婚姻，跨越三个世纪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北京时间24日晨，她的人生传奇终于结束了。

　　宋美龄长期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使她的生活内幕、她的长寿更带有神秘的色彩。正是因为这一连串的传奇，使宋美龄才有可能在中国几代人中间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政治纽带”

　　通过蒋宋联姻，宋美龄在事实上成为一条温柔而有力的“政治纽带”，她对孔氏、宋氏两个财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并把孔家、宋家两大财团与蒋氏王朝联结在一起，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她对蒋宋孔三大家族的政治、经济联盟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为“第一夫人”，她在台前和幕后为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在内政方面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和南京政权内部的“纽带性人物”；到了台湾以后，更成为党内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核心；就她的政治作为来看，如果说她不是个政治家的话，那她起码是个准政治家。完全可以说，没有宋美龄，就没有后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四大家族。

　　文化“桥梁”

　　宋美龄有一个开放的家庭和一对开明的父母。在一个女性甚少机会读书的社会，宋美龄的家庭却为她提供了比一般人更优越的学习环境和中西合璧的教育条件。她5岁就被送入当地教会学校就读，年仅10岁，就远渡重洋，被“高瞻远瞩”的父亲送到美国的贵族学校读书，接受了10年完整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洗礼，也开拓了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被打上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她的深厚的美国文化背景，把蒋介石政权与美国政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是蒋介石政权联美抗日、联美反共和依靠美援打内战政策的实际决策人之一。败退台湾之后很长的时间内，宋美龄仍然对美台交流和所谓相互理解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她也因此起到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沟通的一些“桥梁”作用。

　　夫人政治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天天与丈夫在一起，不仅可以在枕边议论政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自然的事。宋美龄的“参政”程度是其他国家的第一夫人望尘莫及的，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她都能够为丈夫提供决策的动力和助力。

　　最初，宋美龄为协助丈夫解决北伐战争中的遗孤问题，在南京创设了两所遗族、幼童学校，帮助蒋介石解决后顾之忧；当丈夫执意平定内乱统一河山之时，宋美龄紧随其后，走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和西南诸省，不仅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安抚各方“诸侯”，夫人政治大显其威，而且在旅行中她深切体会到了城乡差别和民间的落后；宋美龄借助于基督教协进会的力量，在江西设立11个实验区，从事农民福利与卫生等物质建设。

　　在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宋美龄成为这场运动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模范。这为她提供了用西方理念改造中国的良好契机。她出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把教会改造社会的理想带入新生活运动，统领各界知名人士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把这项所谓“心灵道德建设”推向全国，并还向国外广为宣传。为“使中国随时代潮流的进展而进步”，她要把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作为民族复兴刻不容缓的工作。尽管这一运动无疾而终，但宋美龄却由此受益不浅，不仅打开了她个人的声望，也锻炼了她的参政能力。

　　1936年4月，宋美龄担任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空军的“司令”。从此，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不解之缘。正是利用空军这一阵地，宋美龄开始在蒋介石政府的权力舞台上，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于是，中国国民党多了一个“空军之母”的称谓。抗战初期，她还为国民党空军引来了一位骁勇善战的美国空军中校，组建了名扬中外的“飞虎队”。后来，陈纳德将军负责的这个航空队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成为中美友谊的历史见证。宋美龄和陈纳德将军一家一直保持深厚的友谊，称他为“我的将军”。陈纳德将军对宋美龄也非常钦佩和颇多赞誉，称她为“飞虎队荣誉队长”。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宋美龄的表现可谓不同凡响。为营救自己的丈夫，她竭尽全力先在“戏中有戏”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舌战众多的“主战派”，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停止军事讨伐，派人谈判，以免造成国家分裂，后来，她又亲赴西安，安抚张学良、杨虎城，与各方力量斡旋，促进了危机的化解。在一定意义上说，她和宋家挽救了蒋介石和蒋介石政权。蒋介石说，早晨我读圣经，正看到这一节，上帝将派女人拯救男人。

　　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宋美龄尽管不再在政坛上担任要职，但是在台湾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仍然异常活跃。她追随其夫蒋介石，在台湾政治的台前与幕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五六十年代，她成立了“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鼓动广大的台湾“半边天”走出家门，去保卫蒋家唯一可以立命的大台湾；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对蒋经国顺利接掌政权和内部稳定起了重要的帮助作用。客观地说，宋美龄在台湾的发展和建设中以及蒋介石父子两代政权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发挥了一种无人能取代的独特作用。

　　完全可以说，在蒋介石政治生活的几个重要阶段，甚至在两代蒋氏王朝中，宋美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堪称蒋介石无与伦比的贤内助。

　　夫人外交

　　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宋美龄的影响不仅超过了她的哥哥、外交部长宋子文，而且超越了她同时代的任何个人；她对国民党外交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代”的局限，无论在蒋介石时代，还是蒋经国时代她都是最具影响的人物。

　　宋美龄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支持中国，蒋介石也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党外交有了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最让宋美龄引以为豪的是她异常活跃的“夫人外交”政绩。1942年，她随夫访问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印共同抗日；1943年她先在北美大陆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蒋夫人旋风”，成为了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外国女性，在周游美国各地中她都应邀发表动人演说，尽管对美国人这种迟来的正义，她表达了谢意，但更多地是广为宣传中国军民的艰苦奋斗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宋美龄展现十足魅力，风采倾倒一时，十分成功地博取了美国朝野和广大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热情支持，也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

　　而后，她又在北非开罗大国首脑会议上大出风头，成为最受全世界瞩目的杰出女性。一时间，在世人眼里，宋美龄似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成了反侵略国家的代言人。由此她被美国《时代》周刊选入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女性，并连续当选了二十多年。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助手、翻译和不可或缺的智囊，宋美龄不仅帮助丈夫扩大了国际视野，还为他打开了国际知名度，争取到了巨额的军事援助。宋美龄外交方面的骄人业绩，既为丈夫蒋介石争来了最急需的军援和经援，也为她自己赢得了在政坛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以及爱国的美誉。

　　五六十年代，她努力拓展国际外交，曾数度赴美，不仅千方百计地为蒋氏政权争取经济的、军事的一切外援，还在背地里利用“金钱外交”、“度假外交”的手段打开台湾的困局。对国民党政权获得国际支持和国际承认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外交史的角度来讲，宋美龄不失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在外交领域，她的个人成就是非凡的，她做到了现在的许多第一夫人甚至都不能想象的事情。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政治对女性的排斥和近代中国长时间的弱国外交历史，宋美龄在这方面的成就和个人才华，还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对蒋介石及其政权来讲，宋美龄不仅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贤内助，而且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贤“外助”。

　　中国之心

　　宋美龄是不是一个爱国者？这一点比较复杂，观其一生，可以说，她仍然不失为一个中国人，因为她有一颗中国心。

　　抗日战争中，宋美龄的爱国之心有比较充分的表现。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全面抗战等方面，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难当头，宋美龄被推上了中国妇女界“领袖”的地位，她以“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阵地，组织劳军、捐款、生产建设和慰问。宋美龄领导妇女界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战地服务、儿童保育、妇女干部的训练及“献金”运动。她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广大妇女为抗日作贡献的热情。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吸引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而且成千上万的青年士兵在广大妇女的激励下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因此，各国驻华外交官送她一个“女委员长”的雅号。

　　上海遭受日军的野蛮进攻，宋美龄擦干悲愤的眼泪，号召全国各界，出钱出力，为抗日的将士们服务，她亲自带着慰问品，不顾危险，出现在前线阵地鼓励官兵。甚至在慰问途中遇车祸受伤，她也没有停止她的抗战“事业”。为向美国友人和全世界呼吁制裁日军的暴行，支持中国抗战。她犹如一个“国际播音员”，不断通过媒体广为宣传中国抗战的艰苦和抗日将士的英勇，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做不懈努力。

　　身为“娇小姐”出身的第一夫人，她能够放下“贵妇人”的架子，像普通人一样为抗战尽力，慰劳伤员、组织疏散、抢救难童，冒着危险亲临前线慰问，甚至去担任一个普通播音员的工作，是非常难得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中国百姓的深切同情，她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难童的一颗爱心。

　　50年代以后，宋美龄一直坚决反对美国某些人分裂中国的企图，反对“台独”势力。1978年越南出现排华事件，孀居美国的宋美龄迅速做出反应，在纽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严正的抗议声明，表现出了她的民族主义情结。

　　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宋美龄曾从美国返回台湾，她通过李焕致信国民党试图阻止李登辉上台，这也许是她对李登辉“台独”倾向的预感。

　　1995年，在海峡两岸关系“山雨欲来”的时刻，宋美龄在一份书面发言中向台湾当局呼吁，海峡两岸“最后的和平统一”，尚有待大家从海内外和各个领域岗位来协力完成，希望大家一齐完成“先总统蒋公统一国家民族的志业”，不要由于一时的不虞匮乏，而忘了复兴民族的重责大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她对李登辉分裂中国阴谋的预先反应。

　　在1995年底她向孙子蒋孝勇谈出了自己的心愿：葬回大陆。宋美龄表示，如果蒋介石移灵大陆，能够以生前亲自选定的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为墓址，则她希望葬在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因为紫金山先后葬了总理与总裁，不是她可以随着安葬的；但如果蒋介石不能葬于紫霞湖畔，而是归葬溪口家乡的四明山址，则她愿与先生葬在一块。

　　从总体上看，宋美龄的爱国情结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尽管后来放弃了葬回大陆的设想，但她还是有一颗中国心，有一份中国情的。

　　应该说，由于其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和美国价值观以及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宋美龄敌视共产主义，仇恨共产党，也是终生的。作为她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宋美龄的价值观决定了她的毕生选择。这也许是她个人人生悲剧之所在。

　　本报特约评论员　佟静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著有《晚年宋美龄》、《宋美龄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