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教室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10月24日，黄历上写，霜降行洪区是指天然河道及其两侧或河岸大堤之间，在大洪水时用以宣泄洪水的区域。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河道泄洪能力不足时用于扩大淮河的泄洪断面，增加泄洪能力。

　　蓄洪区是指用于暂时蓄存河段分泄的超额洪水，待防洪情况改善后时再向区外排泄的区域。它主要起着存蓄洪水、削减洪峰的作用，以减低洪水河道两岸堤防的压力。

　　行洪区和蓄洪区统称为行蓄洪区。由于历史原因，许多行蓄洪区内都有居民长期围垦耕种。

　　在灾后建房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以阜南县为代表的淮河水灾灾后重建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66岁的叶孝平心情有些郁闷，10月18日，当记者来到他家的时候，他刚从镇上集市回来，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原来他受托替别人在集市上买了一只粪箕，结果在路上给弄丢了。他正为损失了10块钱而心情不好。

　　据记者了解，目前该村近一半人仍住在蓝色的救灾帐篷里。他们希望尽快搬出帐篷。

　　总理曾经视察过的刘金友一家住在大约有10多个平方米的帐篷里。

　　帐篷里放着床、桌子、几张凳子，有电和煤气。他们家的老房子就在帐篷后边，是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土坯危房。据介绍，金黄村解放庄台上的605间房屋中有280间是这样的老式土房。

　　记者去的时候，刘金友不在家，他去阜南县城给上高一的小儿子送过冬棉被去了。只有老婆乔印娥在家。

　　除了小儿子，刘金友还有两个女儿，一个23岁，一个22岁，现在都在温州某服装厂打工。大女儿去年因治疗眼病花了一万多块钱，为了还治病的钱，眼睛一治好她就马上出去打工了。

　　记者询问她们在温州打工的具体厂名和地址，但乔印娥说不上来。她告诉记者，如今家中的收入几乎为零，全靠政府救济才有饭吃，有地方住。他们的小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他上学的1150元学费中有800元是靠卖粮食所得，其余的是向亲戚借的。

　　现在被大水一淹，他们家惟一的收入来源也被切断了。明年拿什么交学费也不知道。

　　记者进去的时候，72岁的许学文正躺在硬木板搭成的床上吊盐水，他刚刚动过“小肠气”手术。那是长期田地耕作造成的，具体表现为睾丸肿大。许的老伴今年70岁，面容十分苍老憔悴。

　　在隔壁房间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的午饭：几只馒头和一碗辣椒丝面糊。大媳妇去年患肝癌去世了，留下四个孩子，两个20多岁的孩子在外打工，一对十多岁的双胞胎儿子在上小学，现在由许的老伴在照看。

　　许的老伴告诉记者，自己的身体也很不好，今年光治嗓子就花了一千多块钱，还得照顾两个孙子，特别吃力。再加上蓄洪后，整个解放庄台的秋季作物全都被淹了，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她向记者出示了刚发到手的借粮卡，说等剩下的一点存粮吃完，就准备去镇里借粮。

　　我们几乎可以看见这些孩子的未来。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长大或许辍学，然后循着其父辈的足迹，走上南下的打工之路。同时，把老人、狗、洪水，都留在故乡。□杂志记者孔亚雷安徽报道

　　自由村自由大庄台，在王家坝镇的十几个村里，多少有点特殊，它是全镇惟一没有通上水泥路的村子，由于小路崎岖泥泞，也不能不通汽车。

　　这是十月，秋高气爽，阳光很好，广阔的田地里补丁般散布着抢种的秋季作物，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窃窃私语。

　　临时教室

　　村庄一片寂静，几乎见不到人，偶尔有几个正在耕作的单薄身影，都是清一色的老人。相比之下，狗的数量倒多得多。狗全瘦得皮包骨头，并不叫。远远传来的孩子的读书声似乎更加深了这种寂静。

　　自由村中心地带是建于1954年的自由大庄台，周边是零星分布的若干小庄台。一旦蓄洪，这些庄台就会被洪水困在中间，变成一座座孤岛。三个月以前，这里曾经是水底世界，一些房子的外墙仍有明显的被大水浸泡过的痕迹。

　　自由村崔寨小学位于离自由大庄台只有几百米的崔寨庄台上。五间茅草棚紧挨着呈L形排开，这便是孩子们的临时教室。一个年级一间,一到五年级的学生都集中于此。

　　校舍被当地人称之为庵棚：茅草顶，几根木桩支柱，用树枝和竹片扎成的半人高的篱笆。而原来的校舍则在旁边的低地上，造于1976年，今年蓄洪被淹之后成了彻底的危房。

　　因为相距太近，加上棚子是半露天的，二年级的学生可以毫不费力地听到一年级老师的讲课，三年级的能清楚地听到五年级的朗读声。

　　就为搭这几个庵棚，崔寨小学还欠了村民5000多元工时费。为了补上因年初非典拉下的功课，学校8月9号就开学了，至今，他们———8位老师、180位孩子———已经在这里上了两个多月的课了。

　　学费与未来

　　“你看，”竹庆中老师说，“虽然学费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一二年级每学期60元，三年级每学期70元，四五年级每学期80元)，但今年还是有60%的孩子拖欠没交。再加上水灾，更多的孩子将面临失学的危险。而且因为缺乏父母的关心照顾，孩子们的教育也很成问题，基本上只能初中毕业，根本谈不上念高中考大学。”

　　“天晴还好，”崔寨小学的竹庆中老师说，“一下雨，棚子就会漏水，地上都是泥巴。而且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就怕孩子们会冻着。”最新的消息是：镇里已经准备在庄台上建新的校舍，现在正在选址。“但愿能在冬天之前搬进新教室里。”竹老师说。

　　竹庆中老师52岁，已在这里教了整整31年书。他穿一身裤脚沾满泥点的灰色廉价西装，和当地村民一样，脸晒得黝黑。

　　“自由村里，有一百多户都在杭州打工。”他说，“如今，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青壮年都出外打工了。”据他介绍，自由村的打工者都集中在杭州萧山区的红山农场一带，因为没有特别的技术，大多做些培育花木、造路工程方面的零工，收入不高。

　　在采访竹老师的时候，身边始终围着许多孩子。他们兴奋、好奇、安静。

　　我们几乎可以望得见这些孩子的未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长大、辍学，然后循着其父辈的足迹，走上南下的打工之路。同时，把老人、狗、洪水，都留在故乡。

　　11岁的程松林，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他眉目清秀，留着平头，穿着手织的粗线蓝毛衣，看上去有点腼腆。他正在读三年级，成绩很好，最喜欢的功课是数学。他的父亲程庆富去杭州打工，已经有三年时间。他的妈妈和大哥，也都在杭州跟父亲一起打工。在自由村，就只剩他、二哥程林和70岁的奶奶。当记者问他想不想爸爸妈妈时，他轻轻地说想。

　　奶奶的压力

　　孩子上学，田地交税，种子化肥，都得要现金，而一年到头程庆富除了还钱，也只有七八百元可以寄给老人。“小儿子的学费都一直拖着没交。”奶奶指指坐在身边的程松林说，“没钱交。没办法。”

　　去程家的时候，程松林在前面带路，他手上拎着一只旧得发白的彩色塑料袋，袋子上印着台湾偶像歌手王力宏的头像。问他知不知道那是谁，他摇了摇头。那袋子是他的书包。

　　程家住在一栋水泥平房里。哥哥程林不在家，他在王家坝镇读初一，一日三餐回来吃，中午吃完饭就跑步去镇里上学，要跑五里路。奶奶李克珍刚从地里摘花生回来。“田里种的东西都被水淹了，只剩下这一点花生了。”她一直在对我们微笑。

　　而其实，年届70的她日子并不轻松，不仅要独自照顾两个孙子的起居，还有8亩地要种。而水灾过后，基本颗粒无收。

　　李克珍告诉记者，现在吃住都不是大问题，往年的存粮还有一点，即使不够也可以向政府借粮，现在最大的难题可以说就是缺钱。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是1998年建的，因为多年来的蓄洪使庄台不断加高，原先的老式土房已无法住人。建新房时借了8000元钱，于是程庆富才不得不抛下老小，出外打工还钱，到现在仍有3000元债务没还清。

　　让李克珍忧心难过的事远不止这些。

　　自1953年王家坝建坝以来的每一次开闸蓄洪(至今共有13次)，李克珍都亲眼目睹自己种的庄稼，建的房屋一次次被洪水冲毁。“难过。”她说。但没办法。这里是她的家，她只能属于这片土地，她无处可去。

　　她无处可去，甚至也没想过要出去。对她而言，自由村就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是自由村。洪水也好，贫穷也好，都是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她这辈子几乎从未离开过这个世界。惟一的一次，是在2002年春节，程庆富把她接到杭州过了个年。

　　“杭州是个好地方。”她笑着说，“腊月廿六就有人开始放炮仗了，一直放到元宵才歇。咱们这就只在大年三十晚上才放，没钱。……西湖也去了，真好看，让我坐船，我不坐，哪有那钱。”

　　同样因为没有钱，她的眼疾无法得到治疗，如今右眼已经完全失明，而左眼流脓水也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临走前，记者得到了程庆富在杭州的打工地址：萧山区新街镇红山发电厂后面的苗木基地。

　　父亲回老家的迷茫

　　说到将来，在杭州打工的程庆富有点迷茫。“还是想回去，”他说，“在这里学到了些技术，想回老家发展林木种植。不过……你们也知道，我们那边是蓄洪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水淹掉，树苗很贵的，万一被淹了，我们赔不起呀。”

　　程庆富与妻子以及大儿子住在一栋简陋的红砖瓦房里，房子的四周都被长势良好的绿色苗木所围绕。他四十多岁，身穿不知穿了多少年的旧藏青色中山装。10月20日，当他得知《杭州杂志》记者不久前刚去过他的家乡，见过他的母亲和儿子时，他感到很吃惊。

　　“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去了，”他说，“老母亲和小儿子都在老家，很想回去看看他们。特别是7月份水灾的时候。心里很急，看电视上那么大的水，很想回去照顾他们。但老板不同意。这边太忙，走不开。”

　　他现在的工作，是帮私人老板照顾周围一片40亩地的苗木，从播种、施肥、治虫，一直到苗木成材可以装车出售为止，整个程序都由他一手负责。用他的话说，他这样的是打长期工，每个月有800元左右的固定工资。妻子是打零工，做一天拿一天的工资，加起来两人每月的收入大约有1000元。大儿子则在附近的水泵厂做临时工。虽然工作量相当大———手指都因为过度疲劳而关节僵硬———但程庆富对这份工作已经相当满意了。自由村的打工者，几乎都集中在红山农场这一带，大部分都在打零工，他算是条件好的。毕竟，与那些打零工的同乡相比，他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他说也想过把母亲儿子接过来一起住，但现实情况不允许。一方面这里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他们承受不起。另一方面也没有户口，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从实质意义上免掉农民的农业税，不仅是农民，一些乡镇干部也是拍手叫好。陶山镇农办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杭州杂志》记者，他们以前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时候，感觉自己是税务机关的后备力量，不拿税务机关的钱，却要做税务人员的事。而农民也对下乡干部并不客气，知道他们是来讨税的，干群关系并不融洽，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杨纪杰也认为，由于以前在收取农业税的过程中，没有统一的程序和法律来操办，使得乡村干部很难开展工作，比如缴费通知单下发以后，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什么时候缴，不缴又该如何处置。导致处理起来随意性很大，现在农业税由政府代缴了，就把乡村干部的手解放了出来。但也有一些干部对农税改革的后遗症表示了些许的忧虑。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支书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今年年底，该村村干部的工资和福利发放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村提留开始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而村干部的待遇也是议事项目之一，想让每个农民从口袋里掏出一部分钱来“养活”这些村干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陶山镇党委副书记金建宇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税费改革后，虽然对镇财政的影响不大，但村一级财政却受到了冲击。以前在征收各项规费时，采用的是捆绑式收取法，这些税费交到镇财政后，会返回一部分给村里作为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办公经费。到了年底，镇里还会对每一个村干部进行目标考核，发放不同等级的奖励资金。每年每个村干部大约能拿到三四千。在各项费用取消后，村财政便成了问题，金建宇说，村里开展工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但就算最简单的纸张笔墨也总要花钱，现在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开村民大会议论的时候，老百姓不愿意出钱，造成村干部的工资无法到位，势必会使这些基层干部人心涣散，纷纷出走，村级组织便形同虚设；还有一种情况是老百姓愿意出钱，但这样的话在村干部的心中便会出现这样的念头：村民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导致镇一级组织无法对他们实施领导和控制，一些政策便无法贯彻下去。金建宇认为，这是由于改革后还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陶山镇已经开始在讨论解决办法，比如在财政中拿出一部分对村干部进行补贴，或者并村，这样人多官少，也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