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惠柱
艺术节既是高雅的艺术展示，也是老百姓的节日，是面向全社会的公益行为，因此要让低收入者也能看上戏
表演艺术是高素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雅的作品，市场价格必然昂贵，超过了很多平民的消费能力。因此在发达国家，政府和非盈利机构用大量赞助来弥补文化市场的这一缺憾，并在一些中小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艺术节
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了50元的优惠票，两天内短短 几个小时就一抢而空，说明人们是多么需要平价的艺术。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增加政府补贴以外，还有个办法就是增加低成本的演出
今年的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有不少新的亮点，节目的数量质量都比往年有所提高，但最让我兴奋的还是这样一条消息：在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下，艺术节推出了50元的优惠票，让低收入者也能看上戏。
艺术节既是高雅的艺术展示，也是老百姓的节日。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艺术节是2500年前雅典的酒神节，经典的希腊戏剧就是在那儿产生的。中国各地向来有庙会的传统，那是全民参与的展销会兼艺术节。在前现代社会中，民众平时欣赏不到舞台艺术，一年一度或数度的节庆活动是仅有的机会，好处在免费，开支由政府或有钱人承担。进入现代以后，城市里常年都有表演，可以买票去看，节令性的社区狂欢活动便淡出了。但是，当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将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以后，又迎来了艺术节的复兴。人们认识到，表演艺术是高素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雅的作品，市场价格必然昂贵，超过了很多平民的消费能力。因此在发达国家，政府和非盈利机构用大量赞助来弥补文化市场的这一缺憾，并在一些中小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艺术节。例如1947年创办的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和法国阿维农艺术节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节。
就举办城市的比较而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更像香港和新加坡的艺术节。那两个大都市的艺术节始于1973年和1977年，是在两地经济起飞，凸现出文化方面的差距时办起来的，二三十年来对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提升两地的国际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海现在的情况有些相似，不过上海的文艺基础要好得多。香港和新加坡那时候还被称为“文化沙漠”，它们办艺术节做的是拓荒的工作，而我们需要的主要是复兴并进一步发展曾经十分辉煌的舞台艺术。
可能有人会说，舞台艺术哪还有什么复兴的希望？在日新月异的电子媒介面前只能节节败退，艺术节不过给它延长一点寿命罢了。其实正相反，人类在享受了机械复制的种种便利之后，将在二十一世纪迎来舞台艺术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当今世界上各国艺术节的热闹景象还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发达地区常年演出的繁荣是那些因身边看不到演出就断言戏剧已消亡的人难以想象的。如果说1940年代的欧洲和1970年代的香港、新加坡创办艺术节还是雪中送炭的话，那么现在世界上的多数大型艺术节已经在锦上添花了。过去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并不需要戏剧节，但自1972年起演出一向繁荣的巴黎也办起了展出精品的巴黎秋季戏剧节，1986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办了艺术节。世界戏剧之都纽约曾在1988年办过一届全市性的国际艺术节，后来很多人说，每天都在过节的纽约根本不必再另办艺术节，就没再继续办下去；但到了1990年代，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仍然办起了暑期精品戏剧节。纽约现已拥有包括百老汇在内的一二百个专业剧场，却还觉得不够，“9·11”以后，人们为世贸中心遗址的改建方案激烈地辩论，但都同意要在这块最金贵的地皮上空出三个大中型剧场的位置来。在各艺术团体的竞争中，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一个得到剧作家阿瑟·密勒和演员梅瑞尔·斯特丽普等人支持的“国家剧院”计划，在耗资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剧场建成以后，还需要每年多达2000万美元的补贴来降低这个非盈利性剧院一年15出共700多场戏的票价。人们的一个认识是，“体验业”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就是文化事业的未来：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需要大量不图回报的投入，因为这是面向全社会的公益行为。发达国家50多年来的经验和香港、新加坡近二三十年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一点。目前我们的艺术节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能跟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资金投入的规模，但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当然，优惠票的数量还少了些，两天内短短几个小时就一抢而空，有的老人排了两天队还没买到，说明人们是多么需要平价的艺术。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增加政府补贴以外，还有个办法就是增加低成本的演出，爱丁堡的艺穗节就是在艺术节的主流节目之外加出来的。考虑到2010年上海将要举办历时半年的世博会，这样的“艺穗”节目更加重要。我们要把每年一个月的艺术节看成是世博会的预演，演出的量就还要增加。现在的“市民才艺大赛”是让老百姓过把瘾的好办法，能不能进一步发动票友来参加演出呢？世博会期间我们要让七千万游客看到更多的演出，要向世界展现一个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真正繁荣的上海，让我们就从每一届艺术节做起吧。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