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作家”也被称为低龄化写作，是指尚未成年或刚刚成年的儿童、少年独立写作出书的现象。自深圳女孩郁秀的第一部小说《花季雨季》起，少年写书渐成风气，随后又以上海高中生韩寒的《三重门》而掀起热潮，一大批儿童、少年加入到文学创作队伍中，形成了叱咤文坛的“少年作家”群体。近年来，这一群体的年龄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多、作品也越写越“火”。

　　“少年作家”的作品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和一定的理性，多为情绪化的宣泄与丰富想象的编织。但作品对自身生活的展现，对成长烦恼的描述，对未知世界的幻想，有着成人作家无法比拟的真实和丰富，这也是作品在校园中大受欢迎的原因所在。一般认为，低龄化写作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当前中小学生文化素质与修养普遍提高；二是学习压力大，寻求发出声音的渠道；三是孩子自身对写作的热爱；四是儿童、少年互相交流的需要。也有人认为，商业操作是少年出书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有关专家和教师担心，低龄化写作会影响孩子投入学习的精力和时间，使他们荒废学业或成绩大幅下降，韩寒六门功课高挂“红灯”而留级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认为，儿童或少年阶段就应安心学习，打牢基础，写书是“吃零食”，而课堂学习才是“主食”，因此对中小学生写书现象应谨慎，不宜倡导。

　　12岁的成都女孩古立坤2002年11月毅然辍学回家专心写作。近一年来，她写了三部书稿。十来岁的小女生辍学写书，意外地引出了一个法律话题。在这一事件中，教育主管部门与古立坤母亲对此问题各执一词，一方认为辍学写书行为严重违法；另一方却认为既合情又合法。争论激烈展开，我国未成年人教育立法中的一些缺陷和空白也随之暴露出来。

　　采访中，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和古立坤曾就读的学校认为，古立坤的母亲古隆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11条的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按照通知要求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他们认为，孩子不是家长的私人财产，从一出生起就受法律保护，个人意愿不能违背法律的准则。古隆媛让孩子辍学离校，就是违法行为。

　　然而，古隆媛却持不同观点。她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36条明确要求“对有特殊天赋或者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应当为他们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她认为，古立坤写作才能突出，应该算是“有特殊天赋”的孩子。辍学在家，潜心写书，就是她目前最需要的“健康发展的有利条件”。所以，作为母亲坚决支持并积极创造良好环境，应该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随着激烈争论的进行，我国现行法律中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也一点点暴露出来。成都市教育局宣教处处长张阿依说，对于什么算“特殊才能”，什么算“有利条件”，法律都没有明确界定，也找不到权威的评价机关，这是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光伟也指出，有关法律存在许多空白和缺陷，如自由裁量权太大，可操作性不强等。在义务教育法中，有一条规定要求父母必须送子女“入学”，可是，这个“学”既可以理解为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也可以理解为在某时、某地进入学习领域。学校也反映，应对违反义务教育法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办法太少，不够强硬有效。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局有关人士表示，必要时可能会将古立坤的母亲起诉至法庭，以使孩子重新回到学校。然而，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拥有起诉的权利又成了一个障碍。据了解，目前义务教育法只赋予了政府和教育机关“批评教育”的权利，却没有起诉的权利。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起诉的主体也只能是被害人或监护人，而不是学校或其他机关。丛峰　熊艳（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