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举措的实施，将引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重大调整将形成南北互动、要素流动和工业化等三个新格局

　　    这三个新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能否实现，即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目的的产业转移和分工能否实现、以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最大为目的的比较优势能否实现

　　    上海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谋求进一步的共同繁荣。为此，上海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从以集聚要素为主，向集聚和辐射要素并重过渡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是后发国家（尤其是大国）把握动态比较优势，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作出的重大决策。类似这样的战略决策和举措由政府作出，即使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很正常的。

　　    这一战略举措的实施，将引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使其向更加协调、合理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这一重大调整将具体体现在形成三个新格局上，即南北互动新格局、要素流动新格局和工业化新格局。

　　    在东北经济区以南，有着中国目前相对发达的三大经济区：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从中国区域经济的现状看，在东西互动的同时，形成南北互动格局，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格局中，中部地区由于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制造业又没有获得足够的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的“梯度效应”，基于此，有关专家深刻地指出，中部已经成为“经济凹地”。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中部崛起的新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南北互动的较强合力，对推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上所述，东北经济区以南地区是中国目前相对发达的地区，这里的相对发达当然包括生产要素的相对丰度和市场机制的相对健全。因此，在国家“振兴东北”重大战略决策的引导下，整个东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将在更大的空间流动。与东西互动相比，南北互动中要素流动的特征，首先是要素互补的现实性更强；其次是要素流动的市场化程度更高。这不仅将对计划经济色彩相对浓重的东北地区产生巨大冲击，而且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贴近新体制的要素流动新格局。

　　    中国的新一轮工业化，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并以知识、技术驱动的新工业化。应当承认，近几年来，东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比较，东北地区的信息化技术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因此，东北这一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升级，需要借助信息化发达地区的力量，以实现信息化意义上的转型。当然，转型还包括体制的、观念的转型。实现这一完整的转型，是形成东北新工业化格局的希望所在。

　　    这三个新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能否实现。首先，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目的的产业转移和分工能否实现。从目前的状况看，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经济区域与东北地区在产业结构上有一定的互补性。例如，珠三角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并提升产业结构，需要装备制造业的支撑，这是东北经济区的可用武之地。又如，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比较发达，在制造业上如何实现必要的转移，在生产者服务业上如何实现更多的注入，是值得关注的两件大事。再如，环渤海经济区是中国信息化发达的地区，如何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既事关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又将为该地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机遇。

　　    其次，以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最大为目的的比较优势能否实现。各地区在经济生活中的分工，以及由交换引发的深度分工，都是基于各地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无论是李嘉图以英国和葡萄牙生产毛呢和葡萄酒为例，得出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英国生产毛呢、葡萄牙生产葡萄酒的结论；还是现代经济学以美国和日本生产计算机和汽车为例，按照同样的原则，得出美国生产计算机，日本生产汽车的结论，都深刻地揭示了按（机会）成本最低生产，是经济活动的不二法门。在中国的各大经济地带，如东北、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的发展格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做到这两个实现，关键的问题是进一步清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形成产业合理转移、分工和互补，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市场环境。中国入世各项承诺的兑现和深化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是形成这一市场环境的两大动力。

　　    需要指出，在形成这三个新格局的过程中上海将扮演重要角色。上海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谋求进一步的共同繁荣。为此，上海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从以集聚要素为主，向集聚和辐射要素并重过渡。同时，“走出去”——既走向世界，也走向中国的其他经济地带，是必然的选择。上海近几年来不断提升服务功能，也是和“引进来”和“走出去”都有关的，或者说，前些年提升服务功能主要是为了“引进来”，但从长远看，提升服务功能也要为了“走出去”。上海要“走出去”，关键要围绕“人才”和“资本（金融）”这两个关键词做文章。上海要“走出去”的，是人才、资本、技术和知识，后二者通常是附着在资本和人才上的，因此，说到底是资本和人才。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更大作用的发挥，与人才与资本的集聚特别是辐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