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述评

　　当城里来的记者解海龙把相机对准“大眼睛”苏明娟的时候，他一定会对生长于斯的“这一群”感到深深的悲凉：这些被剥夺了或即将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孩子，其所面临的是怎样贫乏的教育资源；我们的乡土中国，在镜头前，竟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边缘感。

　　还好，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卷起行李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城市边缘人群的教育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城乡有差别，但并不悬殊，平时难得一见的。

　　时至今日，情况则完全变了，再次进入我们视野的，已经不仅仅是生活在乡下的“大眼睛”了，这些孩子中的很大一部分，早已在城市流动了———不上学，或者凑凑乎乎地上学。我们城市优良的义务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他们无缘。政策层面的许可，道德范畴的呼吁，往往很难跨越现实利益的门槛———经过了这么些年的折腾，今后怎么样？我们只能表示谨慎的乐观。

　　◎利益驱动

　　———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进城民工子女这样的身份，越来越显得边缘化、异质化，遥远而苍老。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现实的制度操作缺乏配套的东西。在“产业化”的诱导下，义务教育难免不羼杂上利益取向。换句话说，义务教育的强有力推动来自哪里？仅仅是参与其事者的良知和责任感吗？政策层面堂皇的规定能够内化为执行者具体的行动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周期需要多长时间？

　　良知和责任感往往只能约束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政策规定，在我们这里当然没有问题，而执行过程中屡出偏差也一样没有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创造执行政策的制度环境，使之明晰、可操作。

　　教育是国家的教育，教育资源当然也是国家的教育资源；既然城市市民子女可以享受的，进城民工的子女理应一样享受。而将一个毋庸讨论的问题弄得很悲壮，正反映出我们现在所谓的义务教育设计上的趋利倾向。

　　“公办学校成为接纳农民工子女就学的主渠道”，这样的规定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象征意义恐怕远远大于现实意义。无它，背后还是一个利益驱动问题。

　　◎共生性

　　———义务教育不是一件单纯的事件，它应该融入我们整个的城市化设计过程之中，它应该是伴随着城市化的有形建筑而共同成长的。单单拿出这样一个问题，强调是强调了，突出是突出了，可强调突出的同时，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只是进城人群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比较急迫的一个；事实上，他们遇到了太多的问题。与某种原因搬迁的移民不同的是，因其流动是自发的，流入地政府在解决相关问题时自然积极性不够。问题是，忽视它并不意味着问题自动消失。

　　只有把民工进城放到一个广阔的大背景下考量，我们才可能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才会现实地考虑“城市化”的问题。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演讲，当有同学问起现在城市农民工应该如何定位的时候，龙应台想到了台北工作的那些外籍劳工，她说，因为他们存在于这个城市，他们也是城市的一个部分，他们也拥有文化权。

　　城市建设不仅仅是楼宇，应该是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不把这些考虑周全，自然会在“城市化”过程中左支右绌、进退维谷。

　　我们吁求一种理想化的“无差别义务教育”，希望“城”、“乡”的结合不要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我们记录下河北民工子弟学校的歌与哭；我们挠了挠郑州一位民间办学者的八年之痒；我们也分析了公办学校这些年微妙的态度转换，以及北京民工简易学校挥之不去的困惑———我们努力展示出一幕幕别样的城市边缘教育图景，这些图景的存在，见证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新闻背景

　　将纳入城市社会发展计划

　　教育部负责人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教育部和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各级政府把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将较多承担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学校的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各级政府要把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将较多承担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学校的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各地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经费，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通过建立完善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和机制，促进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环境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央视综合消息)

　　全部进入公办学校很难

　　目前，广州的非穗户籍常住人口有320万，非穗户籍适龄儿童就有将近2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外来工子女。广州登记在册的外来工子女中小学约有150所，但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外来工子女学校的管理缺乏有效机制，不少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违规办学情况，办学条件普遍较差，教学质量不高等。

　　据上海市教委调查统计，目前上海近400万流动人口中，处于6-19岁教育年龄段的外来人口子女约24万人，其中在全日制公立学校借读的外来人口子女已达10.36万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8.1%。此外，上海还有由外来人员举办的简易学校519所，在校生近12万人，教职工约5000人。加上一些公办或民办的打工子女学校，已基本满足打工子弟的入学需要。

　　尽管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但是，打工者子女要全部获得进入公办学校学习的机会，还很难。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29日消息)

　　本报记者：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