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广州中山大学的研究小组因在美国生殖医学会年会上宣布了一项生殖实验成果，而成为众多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生殖实验因运用被称为"类克隆"的技术，几年前就在美国遭禁，而后却被移至中国广州进行。

　　东方早报特派记者严晓媚发自广州、合肥

　　10月23日上午8时30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大厅。

　　十几位女性和几位男性早早地坐在几排塑料椅上，正等着护士叫自己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种种原因无法生育。

　　生殖医学中心看起来似乎波澜不兴。

　　而就在10天前，这个生殖医学中心却因一项以治疗不孕为目的、被称作“类克隆”的生殖实验，在国内外引发诸多争议，亦使自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项实验，最初是由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开发，5年前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禁止后，移至中国广州继续进行人体实验。

　　2003年10月1日，中国卫生部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开始实行，对此类实验进行了限制。

　　----核移植实验的美中接力

　　10月14日，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研究小组和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杰米·格里弗(Jamie Grifo)，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的美国生殖医学会年会上，宣布了这项实验的过程及结果：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由中美两国专家共同参与的这一研究小组找到了一名30岁的不孕妇女。此前，该妇女已两次接受试管婴儿技术，但均未成功。在研究小组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通过体外受精，成功制造了一个受精卵。随后，专家们取出受精卵的细胞核，植入另外一个怀孕妇女的受精卵，后者受精卵的细胞核已被去除。

　　接着，研究小组使用同样的方法，为这名不孕妇女制造出5个发育后的早期胚胎，它们都被同时放进她的子宫内。不久，3个胚胎成活。也就是说，该妇女怀上了三胞胎。

　　据美联社透露，为了提高胎儿的成活率，三个胚胎中的一个被人为处死；到了第24周，因为“非实验因素”，剩下的两个胎儿中有一个流产死亡；第29周，因为同样的原因，最后一个胎儿亦流产而死。

　　据了解，中山医科大学事实上只是这项实验的中方合作者。

　　早在1998年的美国生殖医学会年会上，该实验的开发者--美国纽约大学格里弗教授就曾公布过他的发现。

　　格里弗教授说，他认为一些妇女无法怀孕，并非因为她们的DNA有缺陷，而是因为这些DNA所处的卵细胞液体环境即细胞质有问题。因此，要帮这些人怀孕，就要为她们寻求正常的细胞质。

　　在场的FDA官员当场做了纪录，但却给格里弗的实验下了禁令。FDA认为，这种实验的安全性无法保证，同时又涉及DNA在不同细胞间的转移(即细胞核的移植技术)，应该受到与克隆人技术相同的管辖。这就意味着，没有FDA的批准，格里弗无法在美国进行这一实验。

　　这一结果让格里弗教授沮丧万分。“这和克隆根本不是一回事。人们一说核移植就把它等同于克隆，其实核移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核移植都是克隆。”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格里弗教授曾辩称。

　　据悉，此后，格里弗教授将技术转给了中国同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生殖医学专家，让中方接过实验的接力棒。

　　-----克隆疑问

　　在中山医科大学进行的这一细胞核移植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目前，胎儿死亡是否与卵核移植过程有关仍不清楚。但是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称，胎儿死亡与卵核移植无关。

　　但在10月14日结果宣布后，由于涉及到诸多伦理问题，实验在美国引起了众多的质疑。有评论认为，这项试验采用了非常类似克隆的技术。

　　那么，这一实验和克隆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10月23日上午，这一实验涉及的中方———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周灿权教授，在其办公室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采访。他认为，这一实验与克隆人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把两者等同起来，是对技术的误解。”

　　周对两者进行了详细介绍：

　　“从遗传上来讲，研究小组进行的实验是有性生殖。它通过卵子和精子的结合，让不孕妇女生出小孩。小孩的主要遗传基因来自不孕妇女和她的丈夫，经过DNA的重组，小孩既不完全和不孕妇女相同，又不完全和她丈夫相同，是一个崭新的唯一个体。”

　　“而克隆人则完全不同，它是对人进行拷贝。它把人身上的任意一个体细胞，如皮肤细胞中的细胞核取出来，放到成熟的卵细胞中去，使融合后的细胞可以像受精卵一样分裂，从而生出小孩。此过程中，并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属于无性生殖。小孩身上的遗传物质都来自体细胞的所有者，是后者的复制品。”

　　周灿权的观点得到了多位受访生物医学专家的证实。“应该讲，中山大学的实验只是一项辅助生殖技术，并不是在克隆人。它只是希望，不孕妇女的受精卵可以通过别人健康的细胞质发育。”中国南方人类基因组伦理问题研究部顾问组组长、人类与医学遗传学问题专家陈仁彪教授说。

　　不过，陈仁彪同时也承认，这个实验确实可以提高克隆人的效率。

　　“(这个实验)在操作上用到了克隆人的一个环节，里面的一些实验步骤是类似的。也就是说，能够做核移植的人，可能很快就能做克隆人，这是人们担心的主要原因。……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禁止克隆人的时候，将所有和克隆人有关的核移植都一概禁止掉了。”周灿权解释说。

　　---实验值得冒险？

　　撇开“克隆”不谈，这一实验事实上还牵扯到其他伦理问题。

　　按研究小组的实验，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三方：不孕妇女卵子中的DNA、她丈夫精子中的DNA以及另一妇女细胞质线粒体中带有的遗传物质。虽然前两项决定了孩子的主要性状，但后者对于孩子的发育成长也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因此，从生物学角度，孩子就有了一个父亲，两个母亲。

　　此外，人体实验的安全性，也引起了专家的忧虑：“谁能保证用这种方式生下的孩子是健康的？万一不健康怎么办？从目前来看，实验要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需要对多少人体进行实验?谁能保证这些人不受伤害呢？”

　　就此，格里弗教授曾争锋相对地提出：“要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前证明这是安全的和有效的是很难的。就拿心脏移植来说，你没有办法在进行第一列手术之前就说这是安全的。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格里弗教授看来，实验的意义显然大于冒险的代价。“对于不孕，很多人觉得这不严重。他们不会死。但是对于病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除非领养一个，你就没有孩子。”格里弗说。

　　但是，格里弗这一说，同样也遭致了专家的质疑。新泽西Livington的St. Barnabas医学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David Sable博士指出，很多与年龄相关的不孕并不是由于细胞质的问题引起的。复旦大学医学院细胞与遗传医学系主任左(人及)教授也说，细胞质或线粒体的问题确实是一部分人不孕的原因，但是究竟有多大比例，仍然未知。

　　据了解，类似的实验目前已在中国被禁。中国卫生部2003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规定，“在尚未解决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安全性问题之前，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以治疗不育为目的的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

　　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说，这一实验之所以在中国大陆被禁，主要原因是技术尚不成熟，有诸多方面的潜在风险和不可预测的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进行人卵核移植的实验，也不太值得。”于修成告诉记者，据国际妇联组织1990年的报道，世界不孕症患者占育龄人口的8%，这一数字最多占世界总人口的3%。在不孕症患者中，需用试管婴儿技术的仅占育龄人口的10%，可以推测，需用核移植技术来治疗的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伤害了整体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显然不妥。”

　　-----实验在中国继续进行的几个因素

　　就该实验为何会在广州继续进行，周灿权表示不愿多谈。业内专家推测，纽约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学者早有合作，实验在美国遭禁后，就自然而然转交给中山医科大学学者。据了解，由周灿权教授负责的生殖研究中心，试管婴儿技术在国内较为领先，在辅助生殖技术的科研上，常有跨国合作项目。

　　宗教观念上的差异，也是原因之一。有专家认为，由于宗教信仰影响，在西方，堕胎难以合法化，“胚胎一旦着床即为生命”和上帝创造人的观点，使人类胚胎实验无法顺利进行，人体生殖实验更是遭遇重重阻力。而在中国，这一阻力显然要小得多。

　　而科学家的虚荣心，或许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教授指出，克隆技术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讲，都极具诱惑力，因为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在历史上留下印记。

　　“(这个实验)并非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在科学探讨中，步子迈得快了一点。”周灿权这样评价。据了解，关于“核移植技术如何运用”，各国、各地区的具体规定虽不相同，但基本都有相关的约束机制，有些国家如英、澳、日等有正式法律，有些国家有法规和条文。而我国在2003年10月1日前，进行这一实验并不违法。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比起前面几个因素，我国在生物医学实验管理方面法律法规上的滞后性，显然是促成该实验能在中国继续进行的最重要原因。

　　10月28日，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就此问题也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采访。

　　于修成处长认为，细胞核移植技术潜在的风险和争议，中科大的科学家不会不清楚，此前他们还参加过卫生部就此类问题召开的意见咨询会。“虽然由卫生部制定、从2001年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并未对此类实验进行禁止，但是作为科学家本身，应该清楚这类实验可能带来的风险性和争议，在做实验前，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请示，专家讨论通过后再付诸实施，而事实上，中山医科大学并未请示过有关部门。”

　　事实上，周灿权早已意识到这个实验的争议性。他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卫生部的禁令前，该实验就已停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实验可能存在问题，目前方方面面的条件和大气候都不允许。”

　　据周介绍，由他负责的生殖医学中心，并未给实验提供支持，实验的具体实施地点也并非该中心。“我们中心的确有人员参与了这个实验，但这并不是整个中心的行为……我们是一个严肃的中心。”周说。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周灿权表示，其可能在客观上会减缓科学进步的速度，但毫无疑问会更安全。

　　-----生物医学的法律监管难题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免费体检的名义，在参与者未知情的情况下，来华采集基因样本，此事曾激起人们对中国基因资源流失的担忧以及对有关法律空白的关注，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10月10日，中国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出通知，不准涉及遗传资源的人体物质随意出境。专家认为，这是我国开始加强对人类基因进行保护的一个信号。

　　但据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卫生部伦理专家委员会成员邱仁宗教授介绍，目前国内除了“药物临床实验”已有一定的伦理规范，在生物医学的多数领域，法律法规不是空白，就是甚为滞后。

　　“这显然容易被人钻空子，哈佛大学来中国采集基因标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邱说。

　　据了解，目前，国内对生物医学实验的约束，主要靠伦理委员会来进行，但在缺乏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我国目前的伦理委员会，在组成上和功能上都不完善。”邱说，按国际惯例，伦理委员会必须由法学专家、伦理专家和社区居民等部分组成，人员也需经过正式培训，但国内的百余个伦理委员会，鲜有合乎此国际标准的；在功能的发挥上，也缺乏监督和检查。

　　周灿权也承认，目前国内对于生物医学实验的把关，还主要依赖于科研人员的自律。“如果伦理委员会没通过，有人还是去做，或者偷偷地去做，会怎样？！”他说，在没有相应的后续处罚措施，国内的伦理委员会显然没有国外伦理委员会如此强大的约束力。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从加强对生物医学实验管理的角度而言，卫生部的禁令显然是个利好消息。

　　据于修成介绍，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卫生部就发现，其中的部分标准规范及伦理原则尚不够完善，有些地方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从2002年3月起，卫生部就开始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修订，对部分条款上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为此，卫生部参考了世界36国的有关规定，还征求了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其中就包括人卵核移植技术的条款。“应该说，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的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应当说是完全和世界接轨的，有些方面还比部分国家领先。”

　　(耶鲁大学留学生唐华平、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生许先锋对此文亦有贡献)

　　附：国外关于克隆的相关法律

　　2001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全面禁止克隆人的法案，获得胚胎干细胞等所有的体细胞核移植实验都属禁止之列，其中还包括一些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既在医学上有用、伦理上又能接受"的研究。

　　2001年，日本开始实行禁止克隆人法，全面禁止制造有损于人类尊严的克隆人。

　　2001年1月，英国出台世界上第一部允许把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的法律，但法律允许的是限于与克隆人无关的研究。英国人类受孕与胚胎管理局表示，他们不会批准任何有关克隆人实验的申请，并警告说，凡参与这项研究的英国科学家都将受到严密监视。

　　新闻链接：卫生部官员指出中山大学研究人员未经认可便进行实验不妥

　　“这些(指细胞核移植技术)潜在的风险和争议，中科大(即中山医科大学，2001并入中山大学)的科学家不会不清楚，此前他们还参加过卫生部就此类问题召开的意见咨询会。虽然由卫生部制定、从2001年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并未对此类实验进行禁止，但是作为科学家本身，应该清楚这类实验可能带来的风险性和争议，在做实验前，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请示，专家讨论通过后再付诸实施，而事实上，中山医科大学并未请示过有关部门。”

　　———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