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吃草

　　没有人确切地计算过时下中国聚集着多少富人，在中国，财富向来是一个不可言说的东西。习惯于公开地将自己置于富豪地位的人，到头来常被证明并不是富得有良心，比如牟其中，比如周正毅。这些人的神话破灭，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加重了普通人对财富拥有者的质疑，任何不可思议的财富积累，似乎都沾染着原罪。

　　我对富人的定义是，自己吃饱喝足，照顾好老婆孩子父母，尚有余钱帮助别人的人。这个要求不高，但是中国的富人们有多少比例能够做到？耳闻目睹，为富不仁者者不在少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或者与信仰的缺失有关，或者与原始积累本身的残酷有关。但这不在本文想讨论的范围内。我想说一件事情，10月23日，李嘉诚在上海捐资2800万修建的一所养老院落成，当天，当其他人都以视察的姿态走进老人中间时，只有他弯下身来，以传统的作揖方式和老人们打招呼。在麦克风前，他说，“建一座完善的长者护理院，决不是对老弱人士的怜悯和施舍。我们不能坐视一些老人在社会的急速变化里，成为被遗弃的一群人。”

　　对富人们的话是不可尽信。但是我们却不可怀疑李嘉诚的确做了一件善事。在商言利是商人们的本性，做些为富且仁的事情，如果能让他们获得或无意于暂时获得利益上的回报，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

　　仅仅将富人之仁看作是一种乐善好施，是我们喜欢的理解方式，但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将整个事情的味道变成了“怜悯和施舍”了。黄仁宇在他的大历史观中常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如同一个潜水艇状的夹心面包，上层是国家的机构，下层是扭结在一起的底层，中国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将上下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将这一理论落到实处，在我看来，商业的文明是必不可少的。商业文明的形成不仅仅是一大群人有了财富，而是这些富人有着良心。富人之仁的功效从大的角度说开，决定着财富最终是成为压在底层面包上的新的重负，还是构成平衡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公器。李嘉诚者所说“不能让老人成为被遗弃的一群人”，正是用财富所能，到达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一处。同类领域可以举出若干，教育、生态、农民……凡是有弱者存在的地方。

　　当下的问题是，既无一种宗教和信仰，能够使财富灌入人道以及公共精神的元素，也缺乏一种机制，强制对财富进行有利于社会肌体的适当调节。前者的形成可能漫长而无形，但这种理想依旧有办法通过后者予以部分实现。例如国外有将对公共事业的捐助折算成应缴之税额的办法，也有对巨额遗产课以高额税收的制度，这些都可看成催生富人之仁的制度轨道。多铺设些这样的轨道，应该是可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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