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乞丐城市“谋生”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30日07:12 杭州日报

　　杭州日报

　　新闻现象

　　一家六口行乞多年收入比“村长”还强

　　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其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东街口的天桥上，最惹眼的除了叫卖商品的小贩，就数跪在破垫子上的乞丐了。来自河南省民权县的郑宝生，已经在这一带行乞多年，每月几百元的乞讨收入支撑着他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自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这一以尊重受助者自由意志为核心的救助制度似乎并没有赢得一些乞讨者的欢迎。福州市救助站成立后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难题：大多数乞丐宁可在街头乞讨也不愿进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大部分以乞讨为“业”的乞丐来说，进了救助站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

　　不管是福州这样的省会城市，还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饮食娱乐中心、购物商场或者大学校园周边，像郑宝生这样手里摇着破杯子不停向人作揖乞讨的乞丐并不少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农民工涌向经济发达的城市，这也诱导了农村中的老弱病残者。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选择到城市行乞，其中不少人把乞讨当做“职业”。

　　“天桥这地方来往的人多，给钱的人也多”，51岁的郑宝生说，“我们不偷不抢，靠别人自愿给，没什么丢人的。要说收入，我比村长还强，在家种地能挣多点钱？”靠行人5角1元的施舍，郑宝生除了吃饱肚子，每月都能给家里寄上一笔钱。

　　乞讨成“谋生”手段道德压力越来越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宝良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给乞讨者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乞讨职业化倾向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无须多少体力、每月还能有几百元的稳定收入，使那些流落城市街头的老弱病残者迅速走上乞讨的道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进城市，一些找活困难的进城农民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对于大部分街头行乞人员来说，乞讨不再是生活无着情况下不得已的“活命”手段，而是成为与打工、种地一样的“谋生”手段。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黎昕分析说，乞讨职业化倾向的出现，反映了当前人们追求物质财富手段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传统道德视乞讨为可耻行为，把乞丐当做“贱民”，如今这一观念已经发生较大改变，日益宽容的社会环境使乞丐所受到的道德压力越来越小。

　　新闻分析

　　“管理办法”实施后为何不愿进救助站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或许发现，自今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后，在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并没有明显减少的迹象。记者了解到，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愿意走进救助站，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救助站的救助措施不利或服务不好吗？事实并非如此。记者日前到成都市救助管理站采访时，正赶上被救助人员开饭，在整洁的餐厅内，几十名被救助人员正一边看电视，一边进餐，秩序井然；在住宿楼内记者看到，为照顾年老体弱和身体残疾的人员，他们都被安排住在一楼……管理站站长荣道清说，目前成都市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网络体系，与以往的收容遣送时期相比，现在的救助范围更加广、救助方式更趋于人性化，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得到更加良好的救助服务。

　　与此同时，荣道清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管理办法》实施后，救助站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并未增加，而是在减少。成都救助管理站8月的救助人数为710人，9月减少为564人，这两个数字均少于以往的平均水平。对此，荣道清解释说，对《管理办法》的宣传不到位、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不了解情况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关键还是《管理办法》中“自愿”的原则，即流浪乞讨人员请求并表示愿意接受救助时，救助站才可以实施救助；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要求离开救助站，救助站不得限制。

　　针对“职业乞丐”管理国家应尽快出台法规

　　记者最近在成都市流浪乞讨人员较为集中的天府广场、春熙路、玉林小区等地，随机采访了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当问及他们知不知道救助站时，他们大多表现得漠不关心，也有的说知道一些。但他们均表示不愿意去救助站，个别“明白人”甚至表现得很不屑：“救助站里最多是管吃管住，最后还不是送回老家？那样我上哪儿要钱去？”

　　“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救助站、公安机关、市容等部门在管理中?嬖谌狈χ捶ㄒ谰莺椭捶ㄊ侄蔚奈侍猓耙灯蜇ぁ殉晌桓鲂碌墓芾砻で！比俚狼褰ㄒ椋紫龋绦哟蠖浴豆芾戆旆ā返男Χ龋酶嗟牧骼似蛱秩嗽蹦芄煌ü媲阑竦镁戎黄浯危攵浴爸耙灯蜇ぁ钡墓芾砦侍猓矣】斐鎏ㄏ喙嘏涮追伞⒎ü妫瓜喙刂澳懿棵旁诠芾硎庇蟹?梢馈?

　　实现救助站良性运转需形成社会联动机制

　　已不具有收容遣送职能的救助管理站，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更好地对社会流浪人员和临时有难人员进行救助？有关研究专家分析说，仅靠救助站一个部门的努力恐怕“独腿难撑”，只有实现社会联动，才能保证救助工作良性运转。

　　一直从事此类问题研究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赵瑞政说，收容遣送站变成救助管理站反映的是此机构功能和管理方向的改革，这一转变更加体现出了救助“以人为本”的思想。但因为这是对沿袭多年的管理制度的改革，因此救助站是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适应的。

　　赵瑞政说，那些“家外来磕头，家里盖洋楼”的乞讨“敛财”者和非法控制“童子军”获利者，损害了社会形象，非法获利，在对其真实情况进行核实后，应由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不应属救助管理站的工作。而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则需要社会联动统一纳入救助站的救助范围。这种社会联动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二是社会教育。

　　赵瑞政说：“社会工作首先是指要明确救助站和民政、公安、司法、卫生等部门的职能交叉和所属关系，要以法规文件的形式确定几方的权责，诸如家人拒绝赡养、地方政府无人接收等问题，就会有相应的部门主动负责督办。其次，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为主体，建立全社会救助志愿服务队伍。服务队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后，负责通知救助站。”

　　对于那些流浪在外的儿童和青少年，赵瑞政建议，应该成立社会教育机构对其进行教育。要想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投入资金，建立社会救助学校。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