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他们的名字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耳熟能详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获得毛主席的接见。

　　聂元梓授意手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聂元梓在73岁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在痛悔中走完了一生。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地派“头目”王大宾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年，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王大宾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1985年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天派“领袖”韩爱晶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天派”“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7月后，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1970年11月初，蒯大富被押回清华受审；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蒯大富被任命为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总工程师。（据《解放日报》）（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