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上午8时30分，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大厅。

　　十几位女性和几位男性坐在几排塑料椅上，等着护士叫自己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种种原因无法生育。

　　而就在10天前，这个生殖医学中心却因一项以治疗不孕为目的、被称做“类克隆人”的生殖实验，在国内外引发诸多争议，亦使自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项实验，最初是由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开发，5年前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禁止后，移至中国广州继续进行人体实验的。

　　2003年10月1日，中国卫生部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开始实行，对此类实验进行了限制。

　　据了解，该实验目前已被终止。但该实验和“克隆人”是否相关？为何要在中国进行？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美国禁止“类克隆人”实验　中山医科大学接过实验接力棒

　　10月14日，来自中国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小组和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杰米·格里弗，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的美国生殖医学会年会上，宣布了“类克隆人”实验的过程及结果。

　　据海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由中美两国专家共同参与的研究小组找到了一名30岁的不孕妇女。此前，该妇女已两次接受试管婴儿技术，但均未成功。在研究小组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通过体外受精，制造出5个发育后的早期胚胎，它们被同时放进她的子宫内。不久，3个胚胎成活。也就是说，该妇女怀上了三胞胎。据美联社透露，为了提高胎儿的成活率，三个胚胎中的一个被人为处死；到了第24周，因为“非实验因素”，剩下的两个胎儿中有一个流产死亡；第29周，因为同样的原因，最后一个胎儿亦流产而死。

　　据了解，中山医科大学事实上只是这项实验的中方合作者。

　　早在1998年的美国生殖医学会年会上，该实验的开发者——美国纽约大学格里弗教授就曾公布过他的发现。在场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官员当场做了记录，但却给格里弗的实验下了禁令。该局认为，这种实验的安全性无法保证，同时又涉及DNA在不同细胞间的转移(即细胞核的移植技术)，应该受到与克隆人技术相同的管辖。

　　这一结果让格里弗教授沮丧万分。此后，格里弗教授将技术转给了中国同行——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生殖医学专家，让中方接过实验的接力棒。

　　实验为何在中国继续　法律滞后是主要原因

　　就该实验为何会在广州继续进行，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周灿权教授表示不愿多谈。据了解，纽约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学者早有合作。由周灿权教授负责的生殖研究中心，试管婴儿技术在国内较为领先，在辅助生殖技术的科研上，常有跨国合作项目。

　　还有专家认为，由于宗教信仰影响，堕胎在西方难以合法化，人体生殖实验更是遭遇重重阻力。而在中国，这一阻力显然要小得多。

　　另外，正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教授所说，克隆技术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讲，都极具诱惑力，因为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在历史上留下印记。

　　据了解，关于“核移植技术如何运用”，各国、各地区的具体规定虽不相同，但基本都有相关的约束机制。而我国在2003年10月1日前，进行这一实验并不违法。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在生物医学实验管理方面法律法规上的滞后性，显然是促成该实验能在中国继续进行的最重要原因。

　　实验和克隆人有本质区别　但确可提高克隆人的效率

　　在中山医科大学进行的这一细胞核移植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称，胎儿死亡与卵核移植无关。但在10月14日结果宣布后，由于涉及诸多伦理问题，实验在美国引起了众多的质疑。有评论认为，这项试验采用了非常类似克隆的技术。

　　那么，这一实验和克隆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10月23日上午，这一实验涉及的中方——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周灿权教授，在其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认为，这一实验与克隆人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周说：“从遗传上讲，研究小组的实验是有性生殖，而克隆人是对人进行拷贝。在此过程中，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属于无性生殖。小孩身上的遗传物质都来自体细胞的所有者，是后者的复制品。”

　　周灿权的观点得到了多位受访生物医学专家的证实。“应该讲，中山医科大学的实验只是一项辅助生殖技术，并不是在克隆人。”中国南方人类基因组伦理问题研究部顾问组组长、人类与医学遗传学问题专家陈仁彪教授说。不过，陈仁彪同时也承认，这个实验确实可以提高克隆人的效率。

　　“能够做核移植的人，可能很快就能做克隆人。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禁止克隆人的时候，将所有和克隆人有关的核移植都一概禁止掉了。”周灿权解释说。

　　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三方　实验牵扯伦理和安全问题

　　撇开“克隆”不谈，这一实验事实上还牵扯到伦理问题。

　　按研究小组的实验，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三方：不孕妇女卵子中的DNA、她丈夫精子中的DNA以及另一妇女细胞质线粒体中带有的遗传物质。因此，从生物学角度，孩子就有了一个父亲，两个母亲。

　　此外，人体实验的安全性，也引起了专家的忧虑：“谁能保证用这种方式生下的孩子是健康的？万一不健康怎么办？实验要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需要对多少人体进行实验？谁能保证这些人不受伤害呢？”而在格里弗教授看来，实验的意义显然大于冒险的代价。

　　因技术不成熟和潜在风险　类似实验在中国已被禁止

　　据了解，类似的实验目前已在中国被禁。中国卫生部2003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规定，“在尚未解决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安全性问题之前，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以治疗不育为目的的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

　　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说，这一实验之所以在中国被禁，主要原因是技术尚不成熟，有诸多方面的潜在风险和不可预测的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进行人卵核移植的实验，也不太值得。”于修成告诉记者，据国际妇联组织1990年的报道，世界不孕症患者占育龄人口的8%，在不孕症患者中，需用试管婴儿技术的仅占10%，可以推测，需用核移植技术来治疗的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伤害了整体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显然不妥。”

　　广州生殖实验未向有关部门报告　科学家应清楚其潜在风险和争议

　　10月28日，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就此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于修成处长认为，细胞核移植技术潜在的风险和争议，中科大的科学家不会不清楚，此前他们还参加过卫生部就此类问题召开的意见咨询会。“虽然由卫生部制定、从2001年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并未对此类实验进行禁止，但是作为科学家本身，应该清楚这类实验可能带来的风险性和争议，在做实验前，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请示，专家讨论通过后再付诸实施，而事实上，中山医科大学并未请示过有关部门。”

　　事实上，周灿权早已意识到这个实验的争议性。他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卫生部的禁令前，该实验就已停止。“我们中心的确有人参与了这个实验，但这并不是整个中心的行为……我们是一个严肃的中心。”周说。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周灿权表示，其可能在客观上会减缓科学进步的速度，但毫无疑问会更安全。

　　生物医学面临法律监管难题　我国新出台规定和国际接轨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免费体检的名义，在参与者未知情的情况下，来华采集基因样本，此事曾激起人们对中国基因资源流失的担忧以及对有关法律空白的关注。今年10月10日，中国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出通知，不准涉及遗传资源的人体物质随意出境。专家认为，这是我国开始加强对人类基因进行保护的一个信号。

　　但据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卫生部伦理专家委员会成员邱仁宗教授介绍，目前国内除了“药物临床实验”已有一定的伦理规范，在生物医学的多数领域，法律法规不是空白就是滞后。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从加强对生物医学实验管理的角度而言，卫生部的禁令显然是个利好消息。

　　据于修成介绍，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卫生部就发现其中有不完善之处，有些地方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从去年3月起，卫生部就开始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部分条款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应该说，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的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应当说是完全和国际接轨的，有些方面还比部分国家领先。”（严晓媚）(新华网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