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常年深陷腐败泥淖，知道腐败的“命门”在何处，李真的“反腐建议”自然不乏一些深刻感悟。但和以往的“忏悔”一样，从这份建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李真对自己的“权力观”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法律制度的敬畏与尊重。他的所谓“宽严并举”，暴露出骨子里“权大于法”的惯性思维。

　　那份“心灵的忏悔”余温尚存，贪官李真又抛出一份“反腐建议”。从2000年9月14日李真被抓获归案，到今年10月9日二审被判死刑的3年间，羁留在狱中的李真仍然不忘其“政治角色”，以“非常”的方式继续着他的“政治生命”。在腐败分子中，李真又一次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用人民网一篇评论的话来说，真不愧是“‘秘书弄权’的‘杰出代表’”。

　　因常年深陷腐败泥淖，而知道腐败的“命门”，李真的“反腐建议”自然不乏一些深刻感悟，比如“当前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除了有效地治理腐败环境等措施外，还应采取一些‘非常之举’”等。但和以往的“忏悔”一样，从这份建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李真对“权力观”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法律制度的敬畏与尊重。他的所谓“宽严并举”，暴露出骨子里“权大于法”的惯性思维。

　　李真在“建言”中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既可使社会稳定不受影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又能对腐败等问题有效治理的措施”———“宽严并举”的法律政策。从严加大对腐败属实的查证，对已查证问题的腐败官员，则根据其犯罪性质、悔罪态度、立功表现等，有宽严不同的处理政策。对一小撮认罪态度不好，犯罪性质恶劣的要坚决从严、从重惩治，但对大部分确已真诚悔罪彻底交代问题的腐败官员可记录在案，给他们一次悔过自新、戴罪立功的宽容机会。

　　若以“小人之心”揣度一下李真的“宽严并举”，看得出这一措施是在为自己争取最后“宽大”的机会。李真大抵以为，以他这3年狱中羁留的表现，是算得上认罪态度好，且犯罪性质不算恶劣———这，李真在他的“忏悔”中已为自己辩护过了。

　　但若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分析所谓的“宽严并举”，不难看出李真对法律制度的藐视。不只在中国，在世界任何国家，都视反腐败为一项长期斗争。所谓的“宽”和“严”，不正是将政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潜意识的一种反映吗？在这种所谓的“非常之举”中，法律的刚性成了可以伸缩的杠杆———这很容易给犯罪分子以侥幸心理：只要不在风口浪尖上犯事，就可能逃过一劫，或者即使案发，只要多写几份“悔过书”，法律（甚或某些打着法律旗号的“保护伞”）就可以为他网开一面。

　　《中国经济时报》一篇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李真“地狱门前的官话”。官员的腐败并不是一时的思想麻痹或道德失范，即使到了黄泉路口，李真仍然妄想以思想道德上的“自我觉醒”，来逃避法律对其所犯下的腐败罪行的惩处，可见深植其心中的“权大于法”意识。有这样思维的并不是李真一人，也并非贪官所独有。因为体制上的局限，一些领导干部缺少公仆意识，更缺少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很多时候，法律成了可以玩弄的“形式”———权大于法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吗？（郝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