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克隆人试验被禁(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31日08:29 新华网

克隆　　新出台的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完全和国际接轨

　　10月23日上午8时30分，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大厅。十几位女性和几位男性坐在几排塑料椅上，等着护士叫自己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种种原因无法生育。

　　而就在10天前，这个生殖医学中心却因一项以治疗不孕为目的、被称做“类克隆人”的生殖实验，在国内外引发诸多争议，亦使自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项实验，最初是由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开发，5年前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禁止后，移至中国广州继续进行人体实验的。

　　2003年10月1日，中国卫生部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开始实行，对此类实验进行了限制。

　　据了解，该实验目前已被终止。但该实验和“克隆人”是否相关？为何要在中国进行？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实验在美遭禁想在中国继续

　　10月14日，来自中国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小组和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杰米·格里弗，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的美国生殖医学会年会上，宣布了“类克隆人”实验的过程及结果。

　　据海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由中美两国专家共同参与的研究小组找到了一名30岁的不孕妇女。此前，该妇女已两次接受试管婴儿技术，但均未成功。在研究小组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通过体外受精，制造出5个发育后的早期胚胎，它们被同时放进她的子宫内。不久，3个胚胎成活。也就是说，该妇女怀上了三胞胎。据美联社透露，为了提高胎儿的成活率，三个胚胎中的一个被人为处死；到了第24周，因为“非实验因素”，剩下的两个胎儿中有一个流产死亡；第29周，因为同样的原因，最后一个胎儿亦流产而死。

　　据了解，中山医科大学事实上只是这项实验的中方合作者。

　　早在1998年的美国生殖医学会年会上，该实验的开发者———美国纽约大学格里弗教授就曾公布过他的发现。在场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官员当场做了记录，但却给格里弗的实验下了禁令。该局认为，这种实验的安全性无法保证，同时又涉及DNA在不同细胞间的转移(即细胞核的移植技术)，应该受到与克隆人技术相同的管辖。

　　这一结果让格里弗教授沮丧万分。此后，格里弗教授将技术转给了中国同行———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生殖医学专家，让中方接过实验的接力棒。

　　缘于法律落后实验选在中国

　　就该实验为何会在广州继续进行，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周灿权教授表示不愿多谈。据了解，纽约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学者早有合作。由周灿权教授负责的生殖研究中心，试管婴儿技术在国内较为领先，在辅助生殖技术的科研上，常有跨国合作项目。

　　还有专家认为，由于宗教信仰影响，堕胎在西方难以合法化，人体生殖实验更是遭遇重重阻力。而在中国，这一阻力显然要小得多。

　　另外，正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教授所说，克隆技术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讲，都极具诱惑力，因为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在历史上留下印记。

　　据了解，关于“核移植技术如何运用”，各国、各地区的具体规定虽不相同，但基本都有相关的约束机制。而我国在2003年10月1日前，进行这一实验并不违法。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在生物医学实验管理方面法律法规上的滞后性，显然是促成该实验能在中国继续进行的最重要原因。

　　实验和克隆人有本质区别但确可提高克隆人的效率

　　在中山医科大学进行的这一细胞核移植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称，胎儿死亡与卵核移植无关。但在10月14日结果宣布后，由于涉及诸多伦理问题，实验在美国引起了众多的质疑。有评论认为，这项试验采用了非常类似克隆的技术。

　　那么，这一实验和克隆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10月23日上午，这一实验涉及的中方———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周灿权教授，在其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认为，这一实验与克隆人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周说：“从遗传上讲，研究小组的实验是有性生殖，而克隆人是对人进行拷贝。在此过程中，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属于无性生殖。小孩身上的遗传物质都来自体细胞的所有者，是后者的复制品。”

　　周灿权的观点得到了多位受访生物医学专家的证实。“应该讲，中山医科大学的实验只是一项辅助生殖技术，并不是在克隆人。”中国南方人类基因组伦理问题研究部顾问组组长、人类与医学遗传学问题专家陈仁彪教授说。不过，陈仁彪同时也承认，这个实验确实可以提高克隆人的效率。因伦理和安全实验紧急被禁

　　“能够做核移植的人，可能很快就能做克隆人。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禁止克隆人的时候，将所有和克隆人有关的核移植都一概禁止掉了。”周灿权解释说。

　　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三方实验牵扯伦理和安全问题

　　撇开“克隆”不谈，这一实验事实上还牵扯到伦理问题。

　　按研究小组的实验，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三方：不孕妇女卵子中的DNA、她丈夫精子中的DNA以及另一妇女细胞质线粒体中带有的遗传物质。因此，从生物学角度，孩子就有了一个父亲，两个母亲。

　　此外，人体实验的安全性，也引起了专家的忧虑：“谁能保证用这种方式生下的孩子是健康的？万一不健康怎么办？实验要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需要对多少人体进行实验？谁能保证这些人不受伤害呢？”而在格里弗教授看来，实验的意义显然大于冒险的代价。

　　因技术不成熟和潜在风险类似实验在中国已被禁止

　　据了解，类似的实验目前已在中国被禁。中国卫生部2003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规定，“在尚未解决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安全性问题之前，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以治疗不育为目的的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

　　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说，这一实验之所以在中国被禁，主要原因是技术尚不成熟，有诸多方面的潜在风险和不可预测的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进行人卵核移植的实验，也不太值得。”于修成告诉记者，据国际妇联组织1990年的报道，世界不孕症患者占育龄人口的8%，在不孕症患者中，需用试管婴儿技术的仅占10%，可以推测，需用核移植技术来治疗的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伤害了整体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显然不妥。”

　　广州生殖实验未向有关部门报告科学家应清楚其潜在风险和争议

　　10月28日，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就此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于修成处长认为，细胞核移植技术潜在的风险和争议，中科大的科学家不会不清楚，此前他们还参加过卫生部就此类问题召开的意见咨询会。“虽然由卫生部制定、从2001年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并未对此类实验进行禁止，但是作为科学家本身，应该清楚这类实验可能带来的风险性和争议，在做实验前，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请示，专家讨论通过后再付诸实施，而事实上，中山医科大学并未请示过有关部门。”

　　“能够做核移植的人，可能很快就能做克隆人。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禁止克隆人的时候，将所有和克隆人有关的核移植都一概禁止掉了。”周灿权解释说。

　　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三方实验牵扯伦理和安全问题

　　撇开“克隆”不谈，这一实验事实上还牵扯到伦理问题。

　　按研究小组的实验，孩子的遗传物质来自三方：不孕妇女卵子中的DNA、她丈夫精子中的DNA以及另一妇女细胞质线粒体中带有的遗传物质。因此，从生物学角度，孩子就有了一个父亲，两个母亲。

　　此外，人体实验的安全性，也引起了专家的忧虑：“谁能保证用这种方式生下的孩子是健康的？万一不健康怎么办？实验要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需要对多少人体进行实验？谁能保证这些人不受伤害呢？”而在格里弗教授看来，实验的意义显然大于冒险的代价。

　　因技术不成熟和潜在风险类似实验在中国已被禁止

　　据了解，类似的实验目前已在中国被禁。中国卫生部2003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规定，“在尚未解决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安全性问题之前，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以治疗不育为目的的人卵胞浆移植和人卵核移植技术”。

　　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说，这一实验之所以在中国被禁，主要原因是技术尚不成熟，有诸多方面的潜在风险和不可预测的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进行人卵核移植的实验，也不太值得。”于修成告诉记者，据国际妇联组织1990年的报道，世界不孕症患者占育龄人口的8%，在不孕症患者中，需用试管婴儿技术的仅占10%，可以推测，需用核移植技术来治疗的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伤害了整体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显然不妥。”

　　广州生殖实验未向有关部门报告科学家应清楚其潜在风险和争议

　　10月28日，中国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卫生技术管理处处长于修成就此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于修成处长认为，细胞核移植技术潜在的风险和争议，中科大的科学家不会不清楚，此前他们还参加过卫生部就此类问题召开的意见咨询会。“虽然由卫生部制定、从2001年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并未对此类实验进行禁止，但是作为科学家本身，应该清楚这类实验可能带来的风险性和争议，在做实验前，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请示，专家讨论通过后再付诸实施，而事实上，中山医科大学并未请示过有关部门。”

　　核移植技术绝对不是克隆信息时报

　　这项技术绝对不是一种克隆，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所谓克隆是对现成人的拷贝，而核移植技术则完全来源于父母，整个DNA遗传性状完全受之于父母，只有少量DNA来源于第三者的卵浆。

　　那么，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的这项技术究竟是不是一种克隆？昨天，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予以明确否认。他表示，所谓克隆是对现成人的拷贝，是对人的所有遗传性状的复制，它来源于单个的个体。而媒体关注的这项核移植技术则完全来源于父母，整个DNA遗传性状完全受之于父母，只有少量DNA来源于第三者的卵浆。这是该项技术与克隆人本质的区别。它的本质区别在于，决定遗传性状的所有因素都是父母双方，而决定小孩遗传性状的DNA在第三者身上采用得非常少！

　　这位专家负责人说，可以明确表示，这项技术不是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诞生的，作为医院的中心研究相关部门，不可能做出国家不允许的事。自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以来，作为医疗部门他们一直在执行。该专家负责人表示，关于这项全新的实验技术，他们在实验最初讨论时就意识到可能引起争论，那时就已经停止了，甚至连最基础的研究都停止了。至于还需不需要进行，他们只能随着科学的进步，直至有大量证据证明、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证实这一技术的有效性时，我们再来面对。

　　该专家表示，科学在进展过程中，永远需要一个反复探索的阶段，有些东西也许当时不存在，但也许后来却越来越合理，但如果最终都证实是不合理的，他们就必须永远地抛弃。整个工作组的人员都清楚地知道，在辅助生殖技术上，对不同的病人，也要探索有没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有没有全新的治疗技术。进行新研究解决病人疾苦信息时报

　　目前没办法证明这项技术的应用有多大作用，因为还没有机会。但这一技术如何介定，我们认为从基因发展方面考虑，还是很有积极性的。当初的试验既是进行一项新的科学研究，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技术解决部分病人的“疾苦”。

　　说到对克隆技术的看法，这名主任专家表示，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们也坚决反对产生一个跟原生殖人一样的生殖性克隆，因为克隆技术生命短、安全性低，最重要的是从伦理上来说，人们很难接受世界上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的事实，这都归咎于克隆技术本身的不成熟。

　　该专家表示，事实上，这项技术在进行时，他们都会对实验的提供者说：“我们提取第三者的卵浆，是提供到别人体内帮助别人怀孕的。”我们的目的是征得他们的同意。目前我们没办法证明，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对孕者有多大作用，因为还没有应用的机会，但这一技术如何介定，我们认为从基因发展方面考虑，还是很有积极性的。当时这个技术实施时，不在国家审查范围之内，有关规定还没有出台，但作为国家批准的广东惟一一家有三项技术的医院，国家对我们是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的，认定我们是没有违反有关规定，才得以批准的。可以说，国家对试管婴儿技术临床应用的批准，对生殖医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里程碑的作用。

　　据介绍，目前试管婴儿的技术日渐成熟，一般的不孕不育患者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来完成孩子梦。可是对于患有体内先天性线粒体出现突变的患者来说，试管婴儿尚无法做到，他们必须借助于第三者的卵浆才能实现。

　　该专家表示，作为一名医生，当初的试验既是进行一项新的科学研究，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技术解决部分病人的“疾苦”。总不能等到这一类病人越来越多才去进行研究，必须提前采取一些探索。他表示，在科学探索上，人不可能在所有条件都具备之后才去做，否则就不叫探索。但在探索中，一定要坚持有根有据的严谨的科研作风。“我想这一技术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是跟社会大众的观念意识有关，他们往往把它看成一种克隆，这种关注也提醒科学工作者，作为研究前沿性科学的人，我们不仅要执迷于专业技术，还必须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关注社会的认同。”

　　网评如潮：支持者理直气壮反对者言之凿凿信息时报

　　某门户网站就人们对“克隆人”的态度进行投票表态，约有六成以上的人表示反对。

　　克隆人技术要解决两个与伦理道德有关的难题：首先，如果以获取胚胎干细胞为目的来克隆人类胚胎，那么，人类在获取干细胞的同时也就破坏了这个胚胎，而胚胎本身已经具有了生命的特征，这就是说，人类在制造生命的同时又在毁灭生命；第二，从一定意义上讲，克隆胚胎的成功也就预示着克隆人技术的实现，谁能保证一个通过克隆产生的胚胎不会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呢？而克隆人的出现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北京晨报》

　　“克隆人”的话题近几年一直是科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但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争议。

　　支持者理直气壮：“克隆人”技术能使千千万万不孕症患者实现做父母的愿望；能使那些痛失骨肉的亲人重温天伦之乐；能为许许多多不治之症找到新的治疗方案；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社会效益……总之，简直就是科学界、医疗界、全人类的新曙光。

　　反对者言之凿凿：“克隆人”的出现将对现有社会的家庭结构、伦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会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犯罪的工具；制造大量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可能诱发新型疾病的广泛传播；就目前技术而言，无法保证“克隆”的安全性，可能出现流产、早产、死胎、畸形等不良结果等等。尖刻的批评者说，在创造出一个健康的“克隆人”之前，科学家们可能会先造出成百上千的畸形儿。新华社

　　隆技术确实可能与历史上的原子能技术等一样，既能造福人类，也可祸害无穷。但“技术恐惧”的实质，是对错误运用技术的人的恐惧，而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也告诉我们，当人类面对伦理道德的危机时，应该理性正视现实。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等等，都曾经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论。当首位试管婴儿于1978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但现在全世界已经有30万试管婴儿。某项科技进步最终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和应用它，而不能因为暂时不合乎情理就因噎废食。（来源：北京青年报）